渣滓洞、白公馆,为确保每名党员都到场,单位给每个参加者发3-5元钱,名曰误餐费。上世纪90年代,一些单位参观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目的甚至是顺道吃当地有名的辣子鸡。
“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是每一名党员的责任,却要靠发误餐费、吃辣子鸡来吸引人,这种现象令人深思。”参加工作20多年来,厉华统计发现,尽管到红岩革命纪念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参观的人数逐年上升,但旅游性的参观增多,各级党组织的参观学习、现场过组织生活的人数却在逐年减少。
“一些党员干部不学、厌学、浅学,甚至‘歪学’,不仅无法适应工作,还容易使党的教育流于形式。”黄远固说,一些“落马”官员的反思就是例证。
“7·26”专案,是重庆直辖后最大一起腐败窝案。“落马”官员在悔过书中,纷纷提到学习的重要性。渝中区原副区长王政剖析堕落原因时写道:“由于自己学习走过场,意识难以树立,世界观得不到改造,总认为自己对社会、对人民做了很多事情,应该得到回报……没有正确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使自己对金钱已麻木,收受上千万的贿赂还不为所惊。”
重庆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罗静虹,在悔过书中谈及对学习的认识,有着刻骨铭心的沉痛。她说:“以前觉得纪委的文件是套话也多、空话也多。但现在确实觉得很多话是真话,是实话。”她还感叹,“党的政策既是‘高压线’,更是‘护身符’。”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厉华认为,“《意见》制定的一系列硬性指标,将使革命传统教育制度化。”《意见》提出,建立党员、干部参观革命传统教育阵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制度,明确了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基层党支部等参观学习的次数,并要求党员、干部自觉前往革命传统教育阵地参观学习。
“问题还有另外一面,革命传统教育形式也应创新,要用具有感染力的史实来触动灵魂,让理想信念深入人心。”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胡大牛说,今天的历史其实就是昨天的现实,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实事求是地展示历史,才能引发被教育者的思索,提升革命传统教育的效果。
在课堂上,胡大牛就曾讲过一个老无产阶级革命家“捐百万资产留三块银元”的事迹,诠释真实历史的感召力。
1941年,中共党员肖林受党的派遣,“下海”做生意,为党筹措经费。当“老板”期间,肖林遭受同事、朋友误解,却隐忍不言,源源不断地将经费送到组织手中,曾一次提供3.2亿法币支援上海工人运动。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肖林从未染指一分组织经费。新中国成立后,这位“红色老板”上交党中央12万两黄金,自己仅留下3枚银元作纪念。上世纪80年代,他连这3枚银元也捐赠给了重庆市博物馆(现三峡博物馆)。
胡大牛说,每次听完这个故事,学员们都默不作声,若有所思,“同样面临诱惑和风险,前人手握巨额财富、无人监督,却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彼时此时何其相似,党员干部怎么会不有所触动?”
其实,向历史要真实性、启示性和感召力,也一直是厉华的努力方向。他说,除继续挖掘、整理红岩史料外,红岩联线正在着手编写一本《党员警世课堂小册子》,汇编了大量真实史实、革命先辈警世语,希望以此增强革命传统教育的感染力。
当被问及革命传统教育的真正效果何在时,厉华用“潜移默化”来概括:“当年孔繁森就数次到红岩参观学习,并将烈士的留言作为座右铭,后来几赴高原,鞠躬尽瘁。”
教育只是缩短差距的第一步
——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何庆良、市纪委副书记李维超
重庆日报:市委最近出台《意见》,要求充分发挥革命传统教育阵地作用,加强党员干部思想作风建设,这对于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何庆良:继承和弘扬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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