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常常晚上坐在地下室，点着烟，把这些碎片摸来摸去，一坐就到夜里一两点。有时候，他会误认为，自己就是南口纪念馆的一分子了，其实他连最起码的档案馆义务收集员的证明都还没有。这个证明他已经“盼了4年”，到现在“都习惯没有了”。

    奥运会期间，路口查得严，一个年轻的军警曾因不知杨国庆的金属探测器是何物而险些拔枪相向；进山的时候，总能碰见森林防火员，运气好的时候杨国庆能“溜进去”，运气不好的时候他只能和年轻人“比赛腿力”；更多的时候，杨国庆需要耐心地向拦截者解释：“我不是盗墓的，我不是坏人，我没做坏事。”

    朋友们都说他越来越像个贼，他却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个兵，南口的兵。

    每次在南口的群山里过夜，他总能感觉到一些声音，每当那时候，他都会点一支烟放在地上，然后冲着山谷里喊一句“我来看你们了”。杨国庆还执拗地相信，那些在炮弹坑中愤然生长的六道木，那些开春在探测器嘀嘀作响处怎么拨也不散开的土蛇，都一定在坚守着些什么，捍卫着什么。

    2009年8月8日，南口战役72周年。那一天，杨国庆在海拔1300米的黄花坡上为南口阵亡的将士们立了一座纪念碑，至今他还不知道这“算不算犯法了”。

    运碑的过程很艰苦，车只能开到海拔1000米的山地，剩下的路程要靠人工拉拽。荒山里几乎没有路可言，杨国庆和几个朋友只能轮流拉着300多斤的石碑向上攀爬。就这样，300米的高度，他们走了整整5个小时。

    杨国庆回忆说，每年8月，山里都是大雾弥漫，那天也是。就在揭开碑文“迟来的丰碑——昌平儿女”的刹那，“一抹斜射的阳光强露了出来”随即“天又变得雾气昭昭了”。

    杨国庆说他不迷信，但他相信那场景就是重见天日的意思。

    汤恩伯离开怀来的时候曾慨叹：“这回如果丢了南口，对于这一批阵亡的将士，想要在南口山上立纪念碑，也只能希望在再度克复南口之后了！”

    汤恩伯一定没想到，这个碑，迟来了64年。

    有朋友说杨国庆想出名，这个汉子躲到地下室，喝醉后，大哭一场。

    妻子薛沛英说：“他多少次山上刮着7级大风，连探测器的声音都听不见了，他还跟那儿探呢，他逢年过节就往村里带酱肉带肘子，听那些老人讲述历史，自己从来都吃饼干、面包，他就是傻！”

    他的好友、中国近现代史学会理事史义军说：“这年头儿像他这样死心眼的人没几个了。”

    杨国庆外号“老山羊”，他说，因为山羊这种动物骨子里就顽强，有个巴掌大的地方他就能生存，多苦的环境他也能熬过去。

    从小就靠上山砍柴、捡药材攒上学钱的杨国庆当过临时工、开过车、下过岗，还得过3年结核性胸膜炎。他说，“不是都过来了么。”

    现在的杨国庆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在筹划着把他的地下室布置成一个展厅；他在研究那个“是不是和捐款差不多”的基金会到底该怎样运作；他在琢磨怎样才能让妻子答应让他换一个更好些的探测器。

    只是不管他多忙，他总要进山，甚至大年三十，他都会到纪念碑面前鞠上三个躬。

    摸着碑头刻有龙凤的碑痕，杨国庆觉得很遗憾：“我只能弄得起这样的碑了，这不是烈士用的碑，是家里死人了用的碑。对不住他们。”

    他点燃一支烟，放到了碑前。

    “这样也好，就当他们是我的家人了……我来看你们了。”杨国庆喃喃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