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了。李特特和国际儿童院一些较大的孩子被安排参加军事训练，准备作为后备军参加战斗。17岁的李特特每天要负重二三十公斤，完成八九十公里的滑雪行军任务。她还获得了“轻机关枪手”荣誉证书。

　　李特特还在医院护理伤员，除了每天帮他们换药、喂饭，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一筐筐断胳膊、断腿收集起来埋掉。“我护理过一个年轻的士兵，他长得很英俊，但被截去了四肢，只剩下一个躯干被摆放在草垫子上。小伙子请我给家人写信，告诉父母不用挂念，他一切都很好，战争结束后就能回家了。我写着写着，泪水就止不住往下流。”在零下40℃的天气里，她与莫斯科人民一起挖反坦克战壕。“泥土冻得比石头还硬，血从棉手套里面渗出来，后来就干脆不戴手套，任凭血和泥土混在一起。”

　　战后，李特特重回莫斯科校园。24岁时，她与一位俄罗斯小伙结婚了。1年后，她生了一个漂亮的混血儿男孩。这本该是件非常高兴的事，李特特却委屈地哭了，“我没有做过女儿，倒先做了妈妈。”

　　看淡人生起落悲欢

　　1952年，李特特从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毕业后回国。“和走前一样，父母还是异常忙碌，很少见面。”李特特没有享受到什么特权，反而在父母的鼓励下，带着仅3个月的二儿子到北大荒开荒，一待就是3年。“孩子的父亲不习惯，他不懂中文，来北京后被分配在电信局工作。很多人议论，说我们长久不了。文化背景差异大，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再加上那时候我们党内的要求也很严格，他和我的交流越来越少。”

　　作为革命子女，李特特的人生似乎注定与潮起潮落的革命洪流、国际局势紧密相联。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在各种压力的包围下，李特特的丈夫与她离婚，返回苏联。之后，李特特进入北京华北农业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前身）工作，直至离休。其间，李特特再婚，并生下小女儿。对于这段婚姻，李特特认为很平凡，不愿多谈。

　　如今，一切都已成为过往。人生的起起落落、悲欢离合，李特特已不太放在心上。她对记者说：“我的三舅蔡和森被敌人用大铁钉钉在墙上，死得很惨；二舅蔡林蒸1925年广东省港大罢工时被砍成几块，丢在湖里；三舅妈向警予31岁被害……我家里这么多亲人抛弃了家庭、牺牲了生命，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对我的人生影响太深远了。”李特特说，这也是为什么她到了这把年纪，还是一门心思想着要做点有益的事，“否则这辈子都过意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