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塔：我骑自行车一直骑到2004年，我55岁时，安徽省民政厅搬到城外，路程远了，车辆多了，才没骑。那时我已经把普通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自行车。

    广州日报：作为李大钊的孙子，这样的家庭出生对你仕途有帮助吗？

    李宏塔：没有，家庭根本不会想着帮你要官。我都是按正常程序。1978年，当时我还在合肥化工厂做技术员，通过差额选举的方式，我才被选上做团市委副书记，从科级干部变成处级干部。我进入仕途后，前期提拔很快，后期很慢。1981年，我32岁就被提拔为副厅级，但到了17年后的1998年才转为正厅。所以，我当官，父母没有打招呼，我自己也没有找关系。尽管当时我的父亲在人民银行，但他不会为我们的事找省里帮忙。

    广州日报：社会上有人会认为你是“红二代”、“红三代”吗？

    李宏塔：现在中国就兴这种东西，但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本身划出这样一个群体，如果自己不警惕一点，他们就脱离了人民群众，这些人的聚会，除了号召社会发扬党的好传统，其他没什么正面意义，确实没必要。

    红色后代的日常聚会常常有，但不是所有人都在，而且每个人的观点并不都一样。而我自己不会去参加这种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