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美文，是一种享受，亦是思想的启迪和拓展。

    《忆大山》写于1998年，《忆大姐》写于1995年，都是习近平的旧作。其实《忆大姐》的标题是《高风日月昭 亮节启后人——深切怀念吕玉兰同志》。为了叙述的方便，更感于作者表达的姐弟情谊，我就把这篇文章叫《忆大姐》。两篇文章写的都是作者在正定工作时的至交，回忆的是故人，情真意切，感人至深。这两篇文章不是出于一般人之手，而是一个时任省级领导的亲笔，且这位领导现在担任着我们党的总书记，这就使我们格外的关注。习近平的这两篇文章，语言朴实，情感真挚，思想深邃。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文风，娓娓道来，朴实无华，没有花花绿绿，更不是官样文章，情感潺潺流淌，读起来如嚼橄榄，越嚼越有味道，作者的胸怀、情感、价值观随之展示。

    （一）

    一个官员交什么样的朋友，这里是大有讲究的。它不仅是个人情趣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价值观的表现。不攀高官，不傍大款，不考虑贾王史薛，视民如父母，待人如兄弟，这是一个官员最为可贵的品质。习近平与贾大山之间的情愫着实令人唏嘘感叹。

    贾大山者，何许人也？一个土生土长的正定县人，一个在文学创作的园地里辛勤耕耘了几十年的作家。他的《取经》曾一举夺得全国第一届优秀短篇小说奖。虽有如此成就，在一些人看来，也不过是一介穷秀才而已。但1982年习近平到正定任职，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对象便是贾大山。

    在《忆大山》里，他这样写道：“我曾读过几篇大山的小说，常常被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实优美的描述和精巧独特的构思所折服。”第一次见面，他们就像多年不见的朋友，有说不完的话题，临别时，紧紧地拉着手久久不愿放开。虽是初次见面，但两人觉得神交已久啊！作为一名作家，大山有着洞察社会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独特视角。在此后的几年里，他们的交往更加频繁了，促膝谈心，常常到午饭时分，或在家里，或在机关，“记得有好几次，我们收住话锋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两三点钟了。每遇这种情况，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的休息，我们常常叠罗汉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在肩头，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啊！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文化馆的业余作家，在常人看来，似乎他们有很大的差距，是什么东西把他们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呢？从习近平的悼念文章里，我似乎找到了答案，这就是人格和才华的魅力。忧天下乐天下的博大情怀，对国家对人民的强烈责任，为人处事的正直磊落坦诚，把这两个高尚的灵魂紧紧地联在了一起，结下了终生的友谊。

    1982年冬，在众人举荐和县领导反复动员劝说下，大山不太情愿地挑起了文化局长的重担，虽说他的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可当起领导来一点也不含糊。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几个月下来，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在文章里，习近平念念不忘贾大山在任期间，为正定文化事业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保护所做出的贡献，如数家珍提到常山影剧院、新华书店、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隆兴寺大悲阁、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钟楼、临济寺澄灵塔、广惠寺华塔、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

    习近平和贾大山是高山流水，人生知己。在习近平即将离开正定的那个晚上，他们相约相聚，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临分手时，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依依别情，难以言状。但是就是这么一种关系，习近平到南方高就后曾给大山去过几封信，却都未得到及时回应。习近平还曾多次让人捎信儿，希望大山在方便的时候，到自己工作的地方来走一走，看一看。可是大山总是说近平担子重、工作忙，不愿给近平添麻烦，而终未成行。这在一些人看来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事情，特别是在那些热衷于跑官的人看来，更是匪夷所思。但这才恰恰是一种君子之交啊！习近平对大山的这种甘于恬淡寂寞，不喜热闹的品格很是钦佩。

    欧阳修讲，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友。习近平对大山一往情深，大山患重病后，在福建工作的习近平更是牵肠挂肚。在大山病重期间，习近平曾有两次探望。大山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正在北京开会的习近平抽空到医院探望，大山看到习近平进来，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紧紧握住习近平的双手，激动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在大山的弥留之际，那是大年正月初三，习近平又一次回到正定，再一次去看望大山。那次习近平不由自主地紧紧握住大山的手，泪水溢满了眼眶。他执意要和形容枯槁的大山合照了一张相，这张照片是他俩最后一张合影。

    （二）

    吕玉兰不是一般的人物，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这位新中国最年轻的初级农业合作社社长，带领全村群众战风沙、斗盐碱、开荒种树、打井修渠，为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66年她发表了那个年代人们广为传颂的《十个为什么》，以高尚的品德、宽阔的胸怀抒发了她的人生观。她1970年任临西县委书记，次年任河北省委副书记，随后又任河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
但到1981年，吕玉兰一下子跌到基层，调任正定县委副书记，在正定和习近平一起共事。习近平与吕玉兰的相识相知相敬，是在吕玉兰处于人生低谷时开始的。习近平对玉兰热情支持，衷心敬重。而吕玉兰面对职务的变动，毫无怨言，服从组织分配，并很快与县委“一班人”打成一片。惺惺相惜，弥足珍贵。《忆大姐》中说“耳闻目睹了她的高风亮节、公仆风范，对她更加敬佩和尊重了。”

    对吕玉兰的品质和作风，《忆大姐》中赞赏有加。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也许不能理解，跟一个降职的干部过从甚密将意味着什么，甚至作为一个高级干部在1994年写出《忆大姐》，或许也会有一定的政治风险。习近平光明磊落的政治品质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从中可见一斑。

    习近平喜欢吕玉兰联系群众的作风和对党的忠诚。玉兰总是喜欢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面对“高产穷县”、征购过重的现实，她主张县委如实向上级反映。他们不在乎所谓的“政绩”，经过他们的努力，终于核减了部分粮食征购任务，给正定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她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提出了“农民要想富，必须上工副”的口号，建议成立县多种经营办公室，把发展农业、工业和多种经营作为正定经济腾飞的突破口。在农业生产实行“大包干”时，县委一班人中认识不尽一致，她根据考察四川、安徽等地的典型事例，大力宣传“大包干”的好处，并提出可以先搞试点，然后逐步推开。由于县委一班人解放思想，形成共识，从而为正定县全面推行“大包干”奠定了思想基础。

    《忆大姐》中说：玉兰同志总是那样朴实无华，任劳任怨，严以律己，处处表现出劳动模范的崇高风范，时时记着自己人民公仆的身份，实践着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她从不搞特殊化。住的是一般机关平房，又暗又潮湿，很多同志提出要给她换房子，都被她婉言谢绝。平时吃饭，她总是和机关干部一样，到大食堂排队买饭。有时开会或下乡回来晚了，也不让师傅另做，吃凉饭是常事。但谁有了什么烦心事，她就亲切地安慰劝解。谁有了什么困难，她就千方百计帮助解决。在她的心目中，群众的事，就是她的事；群众的难事，就是她的大事。《忆大姐》中深情地写道：“玉兰同志逝世已经一年多了，但我的脑海里，时常还浮现着她的音容笑貌。我在正定与玉兰同志一起工作了三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姐弟情谊。特别是我当县委书记时，她对于我的鼓励、支持和帮助，至今我想起来心头还热乎乎的。”长达3000字的怀念文章，表达的是对共同奋斗的战友的思念，对劳动模范的崇仰，对党的优良传统的追承。

    “高风昭日月，亮节启后人；痛心伤永逝，挥泪忆深情。”《忆大姐》与《忆大山》一样，字字见真情，写得十分感人。

    (三)

    从发自内心的赞叹中，可以看到作者自己的影子。习近平有“两忆”，当年的毛泽东也有“两忆”。忆张思德，忆白求恩。张思德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白求恩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是共产党人最可贵的品质和精神，体现的是共产党人的宗旨和境界。这些是毛泽东那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一世所力行和倡导的，是他们一生一世的座右铭啊！从贾大山、吕玉兰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习近平的执政理念和平民情怀。

    习近平对贾大山、吕玉兰那种难以割舍的感情，不仅是一种同志情、战友情，其实表达的是对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一种深情。《忆大山》中说“大山是一位非党民主人士，但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人民的命运割裂开。在我们党的政策出现某些失误和偏差，国家和人民遇到困难和灾害的时候；在党内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发生局部动乱的时候，他的忧国忧民情绪就表现的更为强烈和独特。”“因此，在与大山作为知己相处的同时，我还更多地把他这里作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管道，把他作为我行政与为人的参谋和榜样。”

    毛泽东说，卑贱者最聪明。诸葛亮称自己本是一介布衣，刘备不嫌其“卑鄙”，三顾茅庐，咨以当世之事。事实一再证明，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与平民交朋友，这是共产党人的可贵情操，也是使命使然。它可以拓宽信息管道，提高执政能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有些官员心里看不起平民，平日入则“谈笑有权贵，往来无白丁”；出则前呼后拥，车水马龙。看似风光无限，内有几分真情？一旦尘埃落定，你还剩下什么，那个时候看看身旁还有几多朋友？峨冠大带真情少，轻蓑小笠朋友多。有些古话是不能忘记的。

    担任党的总书记的习近平，处处流露出那种平民的情怀，他到山东菏泽视察，在众多的官员面前，念起了内乡县衙的那副名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这副对联，出自清代内乡知县高以永之手，意在自警。切莫以百姓可欺。对联以浅显的语言揭示了官民关系，习近平说，封建时代官吏尚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比这个境界高得多。总书记语重心长啊！民众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老百姓是得罪不得的。

    （四）

    在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时候，习远平发表了一篇回忆文章，其中从侧面谈到了习近平的一些情况。习仲勋是党的高级干部，曾担任过国务院的副总理，但他在1962年，就因小说《刘志丹》而遭遇康生的诬陷，自此蒙受不白之冤达16年之久，其中“文革”冤狱7年半。1962年，习近平才9岁，他之后的坎坷境遇便可想而知了。1975年当习仲勋在洛阳耐火厂等待“结论”的时候，习近平已在延安的梁家河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由一个插队知青摸爬滚打为村支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