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说什么安慰的话，没用的。”他从不愿对调查对象的生活做出任何“干预”，只是掏出本子，记下他们的诉说。而对于拒绝提起那段往事的老人，费仲兴不会多劝。他不懂心理学，只知道“ 不能强迫别人”。

    同样，他也不愿强迫自己。“我做这事全凭兴趣，不是打仗拼命。”费仲兴坦言，遇上雨雪天气，他从不逞强外出。

    几年下来，他跑遍了汤山地区3个镇子100多个村庄，超过半数遇难者的故事和名单，是他用自行车蹬回来的。因为身体日渐衰老，他添置了电瓶车。要去更远的地方，他就坐长途汽车。熟悉他的师生遇见他总会问，“又出去啦？今天去哪？”

    校园里的香樟树长得越发浓密，水杉也蹿得更高，费仲兴名单上的名字却终于不再增长。“老人走了，村子拆了，1987年版的地图不管用了”。他也成了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眼睛花了，黑发掺进银丝，走在路上，步子越发慢下来，仅剩个“齐步走”的军人架势。

    最终，费仲兴的名单上共有834个名字。他收集来的口述被编入《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他寻访来的名字被刻上遇难者名单墙。

    比起名单上的逝者，费仲兴同样关注幸存者。在访问过的350位老人中，他帮助22人成功申请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放的“幸存者证书”，从而让他们得到生活补贴，很多人的子女都和他保持着联络。戴袁支戏称，“老费好人一个，是军民关系搞得最好的军人”。

    83岁的潘巧英至今记得父亲被日军刺死时的景象。那时她只有7岁，前一刻刚饱餐了一顿肉菜，蹦蹦跳跳地出门去玩。后一刻，她已躲在炉膛边的柴草里，眼睁睁看着刺刀把自己变成孤儿。

    带着这位幸存者，2011年12月，费仲兴受邀登上了日本8座城市的南京大屠杀证言集会论坛。某次宣讲，日方反对者用喇叭对着会场高声抗议。然而，他并未感到畏惧，“因为说的是真话，所以一场比一场讲得更好。”

    历史的证言藏在每一个细节里。比对着如今的“炮校”办公楼，费仲兴举起一张黑白照片。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年，还是不难看出，照片里拍摄的正是那座颇为宏伟的建筑。老照片出自侵华日军攻陷南京的日方报道。

    费仲兴不想煽动民族仇恨。他也会用佳能牌数码相机，更不反对人们购买日货。对于中日关系问题，这位老人读报纸、看电视，保持关心，谨慎谈论。

    只是当日本人拿出种种证据，证明没有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时，他心里就较劲儿了。“这重要、那重要，还有什么比教育下一代更重要呢？”作为老师，他希望自己能让学生以史为鉴。而作为数学研究者，他更想为这道“历史的证明题”提供“证明条件”。

    在这一点上，犹太人始终是费仲兴的榜样。二战后，庞大的纳粹屠杀遇难者搜集、核实工程从未停止。如今，“犹太人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可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提供300万名左右遇难者的姓名、出生地、遇难地点等信息。

    2003年，南京汤山湖山村建起了民间第一块纪念大屠杀遇难村民的石碑。上面刻有费仲兴等人提供的名字，建设也有他的捐款。此外，他还查清了1938年春节日军在西岗头制造大屠杀惨案的真相。2006年清明，在南京市江宁区西梅村西岗头，另一块更大的纪念碑高高耸起。

    “费仲兴教授堪称南京大屠杀民间调查第一人，一位非历史专业出身的南京大屠杀研究方面的专家。”在为费仲兴撰写的书稿《城东生死劫》作序时，张连红写道。

    如今，费仲兴已搬回南京市区。他换了一辆新自行车，除了载小孙子上学，他仍然蹬着车，继续他的田野调查。眼下的目标，是寻找抗战前国民党军队在紫金山修筑的碉堡。妻子跟他去过几次，“好累，但他觉得幸福呀，谁要管他”。

    “他只爱外面的人，只管外面的事。”妻子一边拖地，一边擦着额前的汗水嗔怪。她形容丈夫就像是“家里的亲戚”。

    麒麟镇的金茂芝老人84岁了。不久前，他由儿子带着，去往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在名单墙上，他找到父亲金兆坤的名字。“太好了，费老师。”除了这句话，老人再也无法表达出什么。

    在这面中国的“哭墙”上，已经刻下1 万多个名字。然而费仲兴总觉得，比起30万，这面墙还显得空空荡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