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孜接受本文作者的采访

　　她是叶帅之女,她出生在革命圣地延安,父亲给她起名叶向真,意为面向和向往真理；“文革”期间,她被送进监狱关押了近4年之久；改革开放之后,她因执导《原野》而闻名影坛；晚年的她不遗余力地投入到儒学的推广和普及教育。

　　她原名叶向真,后改名为凌孜(凌子)。她是叶帅之女,出生在革命圣地延安,父亲给她起名叶向真,意为面向和向往真理；“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谢富治等将她送进监狱,一直关押了近4年之久；改革开放之后,她因执导《原野》和《风吹唢呐声》而闻名影坛,此后又毅然放弃她所挚爱的电影事业；晚年的她致力于儒学的普及教育,成为了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布道者。她就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凌孜。

　　向往真理的“红色公主”

　　对凌孜的采访是在叶帅晚年的办公和住所军科2号院进行。眼前的凌孜是一位慈祥的长者,但她已经习惯了一个十分亲和的称呼——凌孜大姐。凌孜大姐衣着朴素,笑容可掬,和蔼可亲,走起路来步履轻捷,根本看不出她已经是一位71岁的老人。

　　农历一九四一年的正月三十,凌孜出生在革命圣地延安。1949年,叶剑英出任红色政权下的第一任北京市长,8岁的她随父亲进入北京。同年秋,叶剑英率部队南下,转任广东军区司令员兼广州市市长。叶向真则留在首都当时的培元小学接受正规学校教育,入学时父亲给她起名叫叶向真,意思是向往真理,追求真理。从那时起,她对这个名字一直很自豪。几年后,叶剑英回京任职,陪女儿度过了和平而温馨的少年时代。

　　叶向真的中学是在北京完成的,就读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实验中学)。后来,叶向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她立志要做一个著名导演。

　　在北京电影学院,叶向真除了刻苦学习主业之外,还担任学院的学生会主席,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就在她的导演梦想即将实现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革”就到来了。

　　1967年1月20日,叶剑英在军委碰头会上,义正词严拍案斥责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打倒老干部和反党乱军的罪行,以致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2月14日,叶剑英在政治局碰头会上,再次愤怒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林彪、江青等人把叶剑英和其他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诬陷为“二月逆流”。叶剑英遭受打击迫害,实际上被解除了在党中央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也就在当年,在叶剑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江青专门作出批示给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说“向真是一个坏人,一定要抓起来”。就这样,叶向真和她前夫刘诗昆、大哥叶选平、二哥叶选宁、大姐叶楚梅、姐夫邹家华连同一个保姆都投入了德胜门旁边的功德林监狱分别关押。

　　在监狱里的4年,叶向真的身体和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戕害。

　　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后,叶剑英重新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不久,叶向真就被释放。

　　凌孜大姐说,这时,虽然自己也获得了自由,但是由于江青和“四人帮”一伙继续胡作非为,大搞文化专制,大搞所谓的“革命样板戏”。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的理想还是无法实现,她就产生了入伍学医的想法,父亲同意她的选择。1973年,叶向真入伍到通信兵部,然后进入北大医学院开始学医,一年之后到协和医院进行了一年的临床实习,1975年被分配到301医院。在301医院,叶向真负责中西医结合治疗膀胱癌的一个实验小组。这个小组是叶帅指示成立的。主要目的是想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周总理的膀胱癌。凌孜大姐说,很可惜是,当时总理的治疗小组不接受中医,301医院的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小组也始终没有派上用场。

　　为叶帅写讲话稿

　　1976年10月,十年“文革”宣告结束。叶向真无比兴奋,感到自己当导演的理想就要实现了。她决定弃医从影。1978年底,叶向真离开了301医院,到中国新闻社电影部工作,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本行。

　　这期间,有一件让凌孜大姐十分自豪的事情,这就是她为叶帅起草了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工作会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这个会议是叶帅提出召开的,共开了36天的时间。在这个会议上,人们记忆深刻的是邓小平同志的在中央工作闭幕式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大部分人并不了解叶帅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胡耀邦同志就安排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为叶帅起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结果这个讲话稿,叶帅看完之后并不满意,于是他把这个讲话稿的写作任务交给了女儿凌孜。

　　从11月25日一直到12月12日,由叶帅口述,凌孜执笔,刘诗昆协助,并最终经叶帅修改定稿的叶剑英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最终完成。叶帅在讲稿的起草过程中,一直反复强调,一定要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问题一定要重点强调。还要强调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问题。

　　凌孜大姐说,叶帅的这个讲话十分重要,时至今日,重温这个讲话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在这个讲话里,叶帅不仅充分肯定了中央工作会议,指出,这个会议开得很好,它的功绩在于一致同意要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于恢复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在讲话中,叶帅还特别亲笔加上这样的话:“大家敢于说出过去想讲而不敢讲的意见,畅所欲言,充分讨论,解决了不少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了正确认真的批评”、“这是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过的好事情,是我们事业大有希望的标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实行这样充分的民主,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一定要坚持、发扬,推广到全党、全国”。

　　《原野》遭禁与获奖

　　在中国新闻社电影部,叶向真把压抑了多年的创作热情一下子爆发出来。在中新社主管领导、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的廖承志的大力支持下,1979年,叶向真把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老院长曹禺的名剧《原野》搬上了银幕。也就是这时,她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凌孜(凌子)。《原野》的主演是刘晓庆,刘晓庆也因《原野》一举成名。《原野》1979年开机,完成于1980年,完成之后,曹禺对这部电影十分满意。1981年《原野》成为中国第一个入选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的中国电影,并获得了“最佳影评人”奖。这一年,凌孜40岁。

　　凌孜大姐说,耐人寻味的是,就这样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参加电影节回国之后一直作为内参片。主演刘晓庆没能去参加电影节,只去了她一个“光杆司令”。

　　这部影片回国之后按照程序审查,结果大出凌孜意料:只能外销,不能内销。就这样,这部优秀的影片一直拖了7年才得以在国内公映。1988年,《原野》荣获第十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影片女主角刘晓庆在颁奖会上感慨道:抗战8年,《原野》是7年后才允许上映啊!

　　1983年,凌孜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在北影,她执导了另一部著名的影片《风吹唢呐声》,《风吹唢呐声》入选夏威夷电影节,意大利电影节,法国的蓬皮杜艺术中心。两部电影,奠定了凌孜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的地位。日本东京大学电影系的中国电影教材,就有《原野》和《风吹唢呐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一些套在人们思想上的枷锁还没有完全打开,谈爱色变,谈情色变,谈性色变的思想导致人们还不能正确地认识人性的力量。自己费尽心血导演的片子不能顺利公映,这对于一个挚爱电影事业的导演来说真是莫大的痛苦。1988年,在电影事业中几度受挫的凌孜在北影退休,从此挥别影坛。

　　儒学应作用于社会

　　2000年的千禧年元旦,她跟随净空法师去新加坡参加一个活动,在佛教的一个居士林里,她惊讶地看到新加坡的孩子在认真地读《弟子规》。临行,她就带回了一本。回国以后,她询问了国内的一些老师,居然很多人不知道《弟子规》。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单位和机构不接受《弟子规》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认为这是封建文化,是糟粕。这本书对她触动很大。

　　从那个时候开始,她觉得这个书,这种教育,应该在国内恢复起来,就这样,她一直做了10多年。这期间,《弟子规》的推广十分艰难,很多地方,很多人对《弟子规》不理解,有的地方甚至禁止或没收。现在,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努力下,《弟子规》的推广已经成气候了,现在全国很多的幼儿园都在学《弟子规》。北京市教委就下文件要求,小学都要学《弟子规》。

　　十几年间,凌孜大姐不仅致力于《弟子规》的推广,对于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她总是身体力行,亲自奔波宣讲。她组织了一批有教授、专家、国学研究者、爱好者等参加的20余人组成的义务宣讲团队,所关注的传统文化包含官德、女德、孝道、幼学启蒙等方方面面。近年来,她先后组织自己的团队在全国各大省市举办了近百场宣讲活动,每次都达到500至1000多人。现在,凌孜大姐和她的宣讲团队遍布学校、军营、监狱、企业等各行各业,足迹踏遍祖国的大江南北。

　　凌孜大姐认为,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5000年不绝,关键就是她对社会起到了积极的教化和推动作用。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遗传性,不论社会如何发展,文化的遗传基因是不变的,就像人类的遗传基因一样。中华文化的遗传性表现在她是积极的,教化人类的,推动社会进步的。任何一种文化,如果不能推动社会进步,这种文化就会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没。为什么古埃及、古希腊文化繁荣之后断层了?关键就是没有与社会、与时代紧密结合。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她包含了儒、释、道三家。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部分,也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儒学最大的功用就是教育。这种功用是对人类的素质教育。近百年来,由于在社会的变革中,我们一度提出打倒“孔家店”,对儒学的戕害很大,也造成了当今社会的浮躁。她说,近些年以来,我们对儒学一直是停留在研究上。儒学当然需要研究,但仅仅是研究还不够,我们还要倡导“学儒”,就是让儒学作用于社会,对社会起到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从而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