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常住在中南海西花厅，却很少与伯父见面。极少接到伯父物质馈赠，甚至连一封亲笔信都没有，却被伯父在弥留之际惦念。作为前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最小的侄女，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建说：“我不是‘官二代’。”

　　周恩来夫妇没有孩子，把周秉建兄妹当亲生一般教养。“我们兄妹六人可以说都是伯父养大的。”周秉建说。

　　“说来现在的人可能觉得不可理解，我们那个年代，社会上真的没有‘官二代’、‘红二代’的说法。”周秉建笑着说。

　　上世纪六十年代，周秉建就读的北京市第三十三中学有不少高干子弟，大家都是穿粗布，吃食堂，“没有什么不一样”。

　　中南海的西花厅周秉建常去，但她从没见过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有一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与夫人来访，正和伯父聊天的周秉建自觉回避。“其实按常理说，同事带孩子串个门也很正常。但伯父绝对不给我们提供任何有优越感的机会。”周秉建认真地说，“防止特殊化”是伯父经常强调的。

　　拒绝优越感，并不拒绝责任感。周秉建认为，伯父有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让他们兄妹习惯“家事”也作“国事”考虑。“现在做政协委员也是这样，要尽心尽责，对得起这个称号。”周秉建整理着手中厚厚一摞提案。

　　“伯父从来不会要求你做什么、不做什么，他总是用询问的口气表达。”1970年12月，在内蒙古“插队”已两年的周秉建应征入伍，穿上军装。当她来到西花厅向伯父报喜时，伯父说：“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草原去呢？”周秉建照做了，又回到牧区劳动。

　　周恩来去世时，周秉建正在内蒙古大学读书，仅在伯父生前的最后时间通了电话。

　　“现在有些年轻人，听到周总理的故事，会认为他没有人情味。他是个连对手也钦佩欣赏的人，怎么会不懂人情？”周秉建反问。

　　当中新社记者提到今天是周恩来诞辰114周年纪念日时，周秉建说，伯父在世的时候，他们兄妹六个从没为伯父过生日。如今，每当海棠花开的时候，一家人就会来到中南海西花厅，拂拭客厅里周恩来、邓颖超的挂像，看看旧景，叙叙家事。

　　“仅此而已。”周秉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