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杨得志是从大革命和战争年代过来的，经历了红军初创以来的我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各个历史时期。他在世时很重视对我们活下来的 6个子女的传统教育，1975—1976年间，他先后几次利用周日时间，分段讲述了他参加革命斗争的故事，我录了音，作为珍贵的精神遗产保留下来。去年是他老人家诞辰100周年，为了配合中央和军委组织的纪念活动，我们整理出版了他的部分历史资料。我在编辑过程中，又一次受到生动的党史教育，我从他身上看到了所有革命前辈共有的那种宁折不弯的顽强毅力、宁死不屈的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每当我学习党史军史，或者参观历史博物馆、部队军史馆，或者向烈士纪念碑行鞠躬礼时，我都情不自禁地会想：在墙上的革命前辈们，希望我们这些革命接班人是怎样的共产党员、怎样的革命军人呢？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共产党员需要坚定什么样的信仰，我们的革命军人需要坚定什么样的信仰？

　　什么是信仰？我认为，凡是思维正常的人都有信仰，主义是信仰，宗教也是信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信仰，一个字不识的文盲也有信仰。我想借用计算机语言把信仰比喻成“人生的操作系统”，实际上就是对做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做人进行根本控制的思想理念。回顾历史，在共产党的队伍里，有的不怕牺牲，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也有的成为叛徒，甚至投敌当汉奸；和平建设时期，有的坚持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努力奋斗，也有的贪图私利严重违法违纪，成为党的光辉形象的破坏者。这些都是因为有不同信仰或信仰发生了变化的结果。邓小平同志用切身感受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我们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

　　我曾试着分析我父亲这位老革命的信仰是怎样培育建立的。我的父亲出身雇农，“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是农村里的赤贫，全家十几口人挤在借来的两间茅草棚里度日。爷爷是穷铁匠，我父亲七八岁开始经常跟爷爷外出到附近村里找活。几次从外村返回时，远远就听到奶奶的哭声，进门看到地上蓆子里又卷着一个饿死的兄弟姐妹。在我父亲 11岁时，奶奶去世了。为了减少一张吃饭的嘴，他 14岁时跟着哥哥到江西萍乡安源煤矿去挑煤，后来又转到湖南衡阳南部去修公路。1928年1月，八一南昌起义撤下来的队伍从广东进入湖南，工头逃跑前给每个工人 25斤大米作为工钱。他们哥俩商量，这点米吃完了又怎么办呢？回家还是没饭吃，不如去参军。这时候，他们追求的是：找饭吃，先解决“饿不死”的问题。这就是最初的想法。参军后，他参加过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并且队伍里官兵平等，他感到工农革命军与以往所有见过的队伍不一样，是一支好人队伍，如果一直干下去，穷人就都会像打土豪分田地那样翻身做主人了，将来再回家也有自己的田种了。这时候，在他朴素阶级感情基础上又有了推翻旧制度的想法。

　　1928年 4月，他随队伍上了井冈山，与先期到达的秋收起义的队伍会师（朱毛会师）。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从此，战争行动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天天都要面对死亡，随时都有可能丢掉性命。当时共产党正处于被国民党大量屠杀的低潮，全国共产党员从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的约5.8万名，1年内锐减了1.8万名。那时共产党组织在工农革命军里还不公开，每个连队只有一名共产党员公开身份，称党代表。所以，尽管他听说了共产党，但并不知道连里谁是共产党员。他看到战斗中有些人冲锋在前，用自己的生命去掩护战友，觉得这些人一定是共产党。他也学着这些人的样子做，服从命令听指挥，战斗勇敢，帮助别人。就在他参军当年的 10月份，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没有预备期，入党就是正式党员。此后，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逐渐从名词、概念，进入亲身实践和真切体会中。这时开始，脑子里不再是全家有饭吃、有田种，而是有了更大的目标——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把这样一种信念扎根在自己的脑子里，融化在血液里，并且终生没变。

　　通过对父亲经历的这段分析，我觉得有这样几点感悟。

　　第一，信仰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在我们的革命前辈中，绝大多数都是像我父亲这样的贫苦工农，也有一批像毛泽东、任弼时等富裕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些已经在国民党军队里当上团以上军官的朱德（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彭德怀（湘军第2师1团团长）、刘伯承（国民革命军暂编15军军长）、贺龙（第2方面军20军军长）、叶剑英（第2方面军 4军参谋长）等有社会地位的人，最终大家都能走到一条路上来，都能聚到共产主义这面旗帜下，说明不管本人出自哪个阶级阶层，这些革命志士经过不同经历的实践，得出的一个共同结论就是：要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共产党走的这条路是正确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一个人的信仰不是仅靠书本和听讲就能培养出来的，而是要靠投身社会斗争的亲自实践。实践的结果为人们认识世界奠定了一个真实的基础。从社会实践中培养和树立起来的信仰才是他坚信不疑和至死不变的信仰，才具有坚定性、持久性。正是经过革命实践，前辈们才逐步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在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中不断坚持、发展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且作为一生的行动指南。

　　第二，信仰源于信任和信心。通过实践认识和改造世界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信仰不会在短时内建立，起初反映在头脑里更多的是对某人或某些事物的信任。1928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和朱德、陈毅带领的南昌起义、湘南起义队伍在井冈山宁冈会师，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下辖6个团（10师辖28、29团；11师辖31、32团，主要是秋收起义的队伍；12师辖30、33团，是湘南起义的其他队伍。共约1万人、近2100支枪。后因给养问题，12师撤销，30、33团返回湘南开展斗争）。6月统一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其中第 29团是以湘南起义农民为主编成的部队，没多久就要求“离开井冈山，打回老家去”。对于这种狭隘的农民意识，毛泽东是反对的。结果趁反第一次“会剿”部队攻打酃县之机，湖南省委随军代表错误地决定攻打湘南郴县县城，造成了历史上称为“八月失败”的后果，最后还是毛泽东带着31团3营把严重受损的部队接回井冈山（只剩28、31、32团，原29团剩百余人被收编到28团）。这件事使我父亲对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认为毛泽东是正确的，并开始对毛泽东产生信任。尔后，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下山，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即“中央苏区”），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游击战的“十六字令”就产生在这个历史时期，并为夺取第一至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但毛泽东被王明错误路线排斥后，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受到严重损失，红军人员大量伤亡，根据地大量丢失。红军被迫战略转移，人数从长征开始时的8万人，到湘江战役后剩下不足3万人。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也被八年抗战胜利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在随后的3年里，毛泽东指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和解放西北、西南等一系列重要战役，把国民党八百万军队消灭干净，等等。这些事实不由得那些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前辈们不相信这样一个真理：战争年代跟着毛泽东就打胜仗，离开毛泽东的指挥就打败仗。在革命前辈中，普遍将毛泽东视为正确的象征也就很自然了。这样，从对具体领导人的信任发展为对整个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信心，在当时只有星星之火的形势下，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帮助他们建立共产主义信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