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曹禺还是天津戏剧博物馆的名誉馆长，对吧？

　　黄殿祺：对。我搞天津戏剧博物馆的时候，当时全国还没有戏剧博物馆。我们就上北京曹禺家去，想请他当名誉馆长，他欣然允诺。当时是邓颖超给戏剧博物馆题的馆名，1986年，博物馆开馆时曹禺专程到天津来出席了揭牌仪式。他对天津戏剧博物馆很重视，他说周恩来总理生前曾嘱托过：“写中国话剧史，不能忘记北方话剧发展的历史。”

“文革”初期，曹禺与妻子方瑞、女儿万方（后右）、万欢（后左）在北京合影。方瑞在“文革”中深受精神折磨而致病，于1973年不幸去世，曹禺身心受到很大打击。

　　记者：您这么执著地要建成曹禺故居纪念馆，是要还您的一个心愿吗？

　　黄殿祺：从曹禺去世之后，我的脑子里始终有这个想法，就是为他建纪念馆。综合起来说，第一，曹禺是我们天津人，是喝海河水长大的戏剧家。第二，他是我的老师，因为我在河北话剧院搞话剧《雷雨》的舞美设计时曾聆听过他的教诲。第三，他是我们天津戏剧博物馆的名誉馆长。所以我才这么执著，才想完成这个任务。为此我一直在努力，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放弃。

　　记者：听说在修复前，曹禺故居的这两座楼里住了几十户人家，他们家是从什么时候搬出去的呢？

　　黄殿祺：是这样，那时候曹禺的父亲不是给黎元洪当秘书吗，黎元洪一下台他父亲就不行了，情绪也不好，就抽上了大烟，后来他母亲也抽，家道开始衰落，最后就把前边的这座小楼给卖了，全家搬到后面的那座小楼里边去了，后边也是楼上楼下8间房子。可是家道继续败落，他父亲大约在40多岁时就去世了。曹禺的哥哥那时也抽大烟，他父亲从一开始就干涉，不让他哥哥抽大烟，可是根本断不了，为此父亲甚至把哥哥的腿都打折了。曹禺的哥哥死后都是他母亲在支撑这个家，直到连后面的小楼也不得不卖掉了……那时曹禺已经离开了天津。

1979年12月，曹禺和上海京剧演员李玉茹结婚。从此他们原本京、沪两地各一家合为一大家。图为上世纪80年代初，曹禺和妻子李玉茹及女儿李如茹（左一）、万方（右一）在上海寓所门前合影。

　　记者：现在恢复的故居还是原来的那两座楼吗？

　　黄殿祺：是。曹禺都在里边住过。他上中学的时候就住在后边的这座楼，上大学的时候也住在后边这座楼。他父亲不反对他搞戏剧，他小时候偷看《红楼梦》他父亲也没有制止。他5岁开始在家读私塾，还在东北角官银号汉英译学馆学习英语，后来他考入南开大学政治系，学了一段时间又转到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这要求他必须英文好。他是中西结合，打底的是民族文化，中间也看了好多张彭春从欧洲带回来的西洋戏剧剧本。中国话剧百年的历史，一方面是李叔同到日本，把话剧从日本传到了上海。另一条线就是张彭春从欧洲直接带回来到天津……

　　记者：您捐出的这些旧家具和小物品，是不是您在外面收集的时候脑子里就已经有一个完整的场景，这个东西应该放在故居的什么地方，呈现出什么样子？

　　黄殿祺：是。上世纪80年代曹禺和女儿万方来过天津，专程到他的故居去看过，当时楼里还住着许多人呢。他边看边回忆，在这座楼、这间房子里做过什么，那间房子里发生过什么故事……但是时间长了，许多细节也记不那么清楚了。我曾问过他：“你爸爸妈妈整天抽大烟，他们睡的床是什么样的？”根据他的描述，我以为就是这种叫“葫芦万代”的木制雕花床。

曹禺晚年住在北京医院，妻子李玉茹一直陪伴在他的身旁。

　　记者：您还到北京医院请曹禺为电视连续剧《张伯苓》题写了片名，是吗？

　　黄殿祺：是的。我专程到北京医院请他题字，他答应了。过了一段时间，他说写完了让我去取，我又专程去取，结果他一时不知道放在哪儿了，找不着了。他夫人李玉茹就批评他的助手。曹禺就说，别说他了，我就重新写吧。这时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我们把他扶起来扶到椅子上，抬到桌子前，他拿出铜墨盒，写了 “张伯苓，学生曹禺”7个字，这时他已经80多岁了，仍然对他的老师如此尊重。

　　记者：曹禺和三位夫人的情况您了解吗？

　　黄殿祺：了解的不多。第一位夫人是他清华的同学叫郑秀，她是爱曹禺的，但因种种原因后来离婚了。第二位夫人方瑞与曹禺非常恩爱，但他们在一起正赶上“文革”，吃了许多苦，不幸去世了。第三位夫人是上海京剧院的演员李玉茹，曹禺晚年一直由她陪伴直到去世。我到上海拜访过她，她还答应过等曹禺故居纪念馆开馆时来天津，遗憾的是她没等到这一天便去世了。曹禺和李玉茹结婚时，邓颖超曾送给他们一封信和一盒糖，信上写着：“曹禺、李玉茹：祝贺你们结婚。希望你们像这盒糖一样甜蜜！”这封信曹禺老师给了我，我问他：“你给我，我能展出吗？”他说：“可以啊，这说明中央领导关心我啊！”现在这封信还保存在天津戏剧博物馆里。

　　记者：在您的印象中，您感觉曹禺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

　　黄殿祺：我认为他是一个专门搞戏剧的艺术家，平易近人，没有架子。但他又是一个老小孩儿。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在北京医院，他有一个平常用的铜制小墨盒，我问他：“能不能把这个墨盒放到天津戏剧博物馆里展出？”他说好啊。然后我们就专门给他买了一套新的笔洗、笔筒、笔架等，都是龙图案青花瓷的文房四宝，到了北京医院来换他的铜墨盒，可他却突然不愿意了，说：“我还没死呢，就要换我的东西！”他夫人李玉茹说：“你上次不是说同意了吗，人家才买这些东西来换的。”最后我说：“你这墨盒我们不拿了，但你这笔筒里还有几支笔，我们可以拿吧？”他说：“这行！”于是我们就取走了他用过的几支毛笔。可是我们为他买的这一套文房四宝后来就放在北京人艺的纪念馆里了。而那个小铜墨盒却不知下落……

　　记者：您觉得很遗憾？

　　黄殿祺：当然。不过现在我很欣慰，因为我们天津终于建成了曹禺故居纪念馆，并且在它旁边还修建了一座小型剧场，即3000平方米的“万公馆歌舞台”，用来上演曹禺戏剧，估计到今年9月曹禺诞辰一百周年时就可以对外开放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或纪念馆的多少、好坏，是衡量一个社会发达程度和精神文明程度的标准。我以为，曹禺故居纪念馆的建成开放，对提升天津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地位有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