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开门纳客的曹禺故居纪念馆。

　　这里熔铸了一个苦闷的灵魂

　　5月1日，位于天津意式风情区的曹禺故居纪念馆将对外免费试开放。曹禺——这位以《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等话剧蜚声于世的著名戏剧家曾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正是这段时光和这座小洋楼里“终日弥漫着的忧郁、伤感的环境，熔铸了一个苦闷的灵魂。使他早早地就开始思索社会，思索人生，思索灵魂”。他笔下的许多人物都或多或少地隐含着他童年和青少年那段经历的影子。

雕塑家刘鑫创作的曹禺塑像，4月28日已安放在故居院内。

　4月26日，记者提前来到这里进行采访。面对一切都修旧如旧的故居老宅，那栅栏、那石阶、那花砖、那木门……真有一种时空交错、戏剧与人生的穿越感，不由得记起《雷雨》中第一幕的场景：

　　“一个夏天的上午，在周宅的客厅里。左右侧各有一门，一通饭厅，一通书房，中间的门开着，隔一层铁纱门。从纱门望出去，花园的树木绿阴阴的，听得见蝉叫声。右边一个立柜，铺着一块黄桌布，上面放着许多摆设。触目的是一张旧相片，很不调和地和这些精致东西放在一起。右边墙壁上有一只钟，墙上挂一幅油画。炉前有两把圈椅。中间靠左的玻璃柜里放满了古玩。柜前有一张小矮凳，左角摆一个长沙发，上面放着三四个缎制的厚垫子。沙发前的矮几上放着烟具等物。台中偏右有两个小沙发和圆桌，桌上放着吕宋烟盒和扇子。帷幔的颜色都是古色古香的，家具非常洁净，有金属的地方都放着光彩……”

　　这是曹禺《雷雨》剧本中的描写，如此细致，如此充满情感，可见他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脑子里一定有一个清晰的场景闪现，谁知那场景中会不会有这故居老宅的影子呢！此时此刻，置身于这座他曾经真实生活过的地方，那墙上的壁炉，房间里的木制百叶窗，窗前那棵高过屋顶的香椿树，都仿佛在讲述着和他有关的往昔岁月……

1933年5月，清华大学校庆上演了由曹禺翻译、改编、导演并主演的话剧《罪》，曹禺饰演男主人公，郑秀在剧中饰演女主角，由此他们结识并相爱结婚。图为上世纪40年代初，曹禺与妻子郑秀、女儿万黛在四川留影。

　　一百年前，曹禺出生于天津小白楼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出生后不久便搬到了河北区民主道23号和25号这前后两座意式小洋楼，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所曹禺故居纪念馆，直到19岁从南开大学政治系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才离津赴京。那之后的数十年人生中，天南海北，无论走到哪里，都无法割舍他与故乡的情缘。上世纪80年代，他曾和女儿一起回津探寻故地，当汽车拐进民主道，他一眼就认出马路右侧的一座灰白色的小洋楼，正是他童年和青少年居住过的地方——万公馆。曹禺原名万家宝，父亲万德尊曾任镇守使、都统和黎元洪总统秘书。他的生母早逝，姨妈成为他的继母，她常带着年幼的曹禺看戏曲和被称之为文明戏的话剧。曹禺没上过小学，在家读私塾，诵经读史，常常偷看《红楼梦》《西厢记》等小说。13岁入南开中学读书，参加了南开新剧团，登台表演了多部西洋戏剧，如在易卜生的《娜拉》中男扮女装饰演娜拉，从演戏、翻译戏，再到写戏，他的戏剧人生正是从天津拉开的序幕……

曹禺故居纪念馆顾问黄殿祺

　　走进故居后面的那栋小楼，两把雕刻着北洋旗帜的古旧木制扶手椅、一台旧式老唱机和装唱片的木制柜子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知道，这些家具物品来自于一位热爱戏剧的老人之手，他就是曹禺故居纪念馆的特聘顾问、天津文史研究馆馆员、天津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天津戏剧博物馆首任馆长黄殿祺先生。

　　前不久我到黄殿祺家采访的时候，正巧赶上曹禺故居的工作人员到他家来取走这些旧式家具和那时代的烟具、铜制墨盒、笔筒、木雕画屏等物品，看着黄老像送出自己的孩子一样依依不舍的神情，目光中充满了疼爱和珍惜，令人感动。因为那每一件家具和物品都是他多年来从全国各地一点一滴地寻觅收集到的，又经过老伴儿细心地清洗保护才留存下来。为了曹禺故居纪念馆的筹备和建成，黄殿祺从收集资料、写建馆申请到1998年曹禺故居纪念馆筹备处成立，直至今天终于可以开馆纳客，他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精力。为了更好地再现那个时代的风貌和万家原汁原味的生活氛围，黄先生处处留心、年复一年地收集着那个时代的一桌一凳，终于在纪念馆建成的时候献出了他的这些宝贝。

曹禺和巴金开心畅谈，摄于上世纪80年代。1934年年初，曹禺经过构思酝酿5年之久的话剧《雷雨》终于完稿。随后他将剧本送交在《文学季刊》当编辑的老同学章靳以，章把剧本转给了巴金。巴金说：“我感动得一口气读完它，而且为它掉了泪。不错，我落泪了。但流泪后我却感到一阵舒畅，同时我还觉得有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我体内产生了……”当时，巴金正在病中，仍细心对《雷雨》进行了编辑校对和改正。同年7月，剧本《雷雨》在《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全文刊登。
 

　　黄殿祺说：“自从1996年曹禺先生逝世后，北京方面将曹禺先生的遗物分别捐赠给了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文学馆、北京人艺的戏剧博物馆、湖北潜江的曹禺纪念馆。而天津曹禺故居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开发，虽然我们建纪念馆比他们都晚，但我们有他们没有的优势，毕竟曹禺是在天津出生并成长的，这两座小洋楼留下过他青少年时代的足迹和身影。如今，在天津市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努力下，总算建成了这座曹禺故居纪念馆，相信它将成为海河两岸人文历史长廊中的一颗灿烂珍珠。”

　　“我很留恋青年时代在天津的这段生活，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曹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说过。在他的记忆中，南开新剧团第一次公演的剧目就是张伯苓先生自编、自导、自演的《用非所学》，而曹禺在南开从事戏剧的启蒙老师便是张伯苓的胞弟张彭春。曹禺说：“在张彭春老师的引导下，我扮演过娜拉和《争强》中的董事长、裴拉特等一些形象，以及后来饰演的《财狂》中的韩伯康，观众都给予了很大的热情。从此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演戏，怎样演戏，甚至于如何写剧本的种种学问……”1988年，张彭春的女儿从美国回来看望了在病中的曹禺，提出想为父亲出一本纪念文集，曹禺推荐她来天津找戏剧博物馆的馆长黄殿祺做这件事情，于是，黄先生认真竭力地完成了这部由曹禺题写书名的《话剧在北方奠基人之一——张彭春》一书。于是，我们的采访就从这开始——

1950年年底，曹禺和郑秀终于履行了离婚手续，他们从长期的婚姻痛苦中解脱出来。不久，曹禺与方瑞结婚。

　　●访谈录

　　记者：我看您主编的张彭春那本书里，当张彭春的女儿从美国回来想为父亲出这样一本纪念册时找到曹禺，是曹禺让她来天津找您，说明曹禺很信任您，是吧？

　　黄殿祺：那是因为我在搞天津戏剧博物馆写展览大纲时就提出过，张彭春对曹禺的培养是重要的，他领着曹禺演戏、导戏、翻译戏、改编戏，曹禺离开南开去清华大学之后，每次回来还找张彭春改剧本、研究戏，所以我说，没有张彭春就没有曹禺。并且曹禺在剧本《雷雨》的末页上曾写过“将我的处女剧作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