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1日，周恩来得知国民党当局密令围攻中原解放区郑位三、李先念部后，立即同接替陈诚的国民党代表徐永昌会谈，声明如果进攻第五师，其全部责任当由国民党负之。表示为制止进攻，愿与徐永昌及美方代表同往第五师地区视察。并以同样内容致电马歇尔。在周恩来的极力劝说下，他与美、蒋三方代表于5月8日到9日湖北大悟县宣化店考察，这次出行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以全局胜败论英雄，以人民安危为初心”的政绩观。本文从为了战略大局、部队存续与政治道义三方面进行分析。

    关键词：周恩来 宣化店  政绩观

图为中原突围纪念馆中的油画

    对湖北武汉周边军事部署，周恩来是比较了解的。早在1937 年7 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央常委会对武汉外围的抗战部署极为重视。8月23日，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1938年初，周恩来应邀出席汉口文化界座谈会。在交谈中说明八路军由于缺少重武器，还不能担负起夺回重要城市和交通线的任务，而只能负扰敌后方，牵制敌人兵力和夺取较小城市的任务。同时，也致电毛泽东、洛甫，要求派“能做游击队工作”的干部来武汉，以便“迅速发展我们的军事工作”。若没有“一批军事干部，工作发展将陷入极大困难”。这样，1939年李先念率部南下鄂中（应山、安陆），到开辟襄西、襄南，第五师在江汉平原（包括荆州腹地）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政权。周恩来对第五师在国统区边缘的统战与生存给予了战略指导。

    一、战略层面的政绩：不计一城一地得失。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毛泽东同志常说，说：“没有全局在胸，是投不下一着好棋的。”谋大局，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牵制、拖住敌人的有生力量。

    早在3月5日，周恩来同张治中、马歇尔及随行人员（简称“三人小组”）离延安飞抵武汉。听取武汉执行小组李先念等的汇报。周恩来对张治中提出：新四军第五师驻地粮食不足，要求将全师四万人调驻安徽五河。张治中说回渝再谋解决。后来在重庆，周恩来再次提出，张治中答复执行整军计划时再解决。民以食为天，周恩来牵挂并再三催促解决粮食问题。

    5月5日，周恩来和宋时轮等同徐永昌飞抵汉口，与徐永昌、白鲁德会谈。要求尽早将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六万部队撤出，说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周恩来力争全部转移到其他地区。通过谈判解除经济封锁，将粮食、药品等物资送入宣化店，解决了部队“饿肚子”的生存危机。

    5月8日在宣化店，晚，周恩来听取中原部队领导人汇报，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中原解放区主力作战略转移的决定，并详细研究突围方案及给养、伤病员等问题。这种深入一线、解决具体生死问题的作风，亲自审定突围路线。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体现了“政绩在于部队能否活着出去”的务实观。

    从大局上看，中原6万部队被30万敌军围困，看似“绝境”，中原部队的坚守，就是拖住了几十万蒋军，有力地支援了东北战场，也配合了华北战场。这种“牺牲局部、服务全局”的视野，体现了政绩观的核心——战略价值优于表面战果。

    二、实践层面的政绩：务实解决生存问题。

    调研必须奔着问题去，周恩来提议先到中原部队指挥部巡视后，再回汉口，制订解决办法。因此，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本身就是一种经得起检验的政绩，

    解决问题导向：5月4日，周恩来和马歇尔会谈，说：政府军将在5月4日至9日之间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这是新的全面内战。为制止进攻，希望政府派代表到湖北协商解决第五师的转移问题。当晚，马歇尔告知，美方代表白鲁德，国军代表徐永昌同意去中原调处。这是“看真相”后开出“精准”药方。

    科学决策依据：5月6日，为制止中原内战，在周恩来再三敦促下，军事三人小组周恩来、徐永昌(到汉口后托病由武汉行营副参谋长王天鸣代)、白鲁德加上汉口第九执行小组及新闻记者等共六十余人，分乘四辆吉普车和二辆卡车，前往宣化店一带视察。因洪水暴发受阻，当时美蒋代表多次想返回武汉。周恩来力劝他们深入一线摸清底数，前去看看。

    三方认可度：通过现场调研，结论必须转化为符合实际的政策。5月9日，三人小组回到武汉。10日，周恩来同徐永昌、白鲁德签订停止中原战事的协议。协议规定制止本地区小规模战斗、立即停止部队移动、立即停止新碉堡和永久性工事的构筑等七条。为贯彻执行协议，增设第三十二执行小组，驻宣化店。当天和徐永昌、白鲁德飞返南京。

    从战略上看，这是争时间，周恩来亲赴险地中原军区所在地谈判，返回后签署《汉口协议》，核心目的是“拖延内战爆发时间”，为后续突围和全国布局争取一定窗口期。这种“以时间换空间”的布局，是深谋远虑的隐性政绩。

    三、道义层面的政绩：政治揭露与人心向背。

    “舆论战”，是另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本。在周恩来抵达宣化店前后，新华社、《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和其他进步报刊，纷纷揭露国民党军阴谋进攻中原解放区的事实，迫使蒋介石密令延缓进攻。

    早在4月30日，周恩来在重庆，就东北问题，举行记者招待会，指出：为停止东北内战问题，中共及第三方面民盟与马歇尔多日以来奔走商谈，但因政府当局坚持“打下长春，再谈停战”，故此种努力仍未能达到目的。如蒋仍是两面做法，表面公开催促各方交参加政府及国大的名单，催促赶快修改宪草，暗中却召集秘密会议。布置军事。故而揭穿假面。

    5月3日晚，就中原问题，在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指出：首先应停止中原内战，以免发展为全国内战。重申东北应实行无条件停战，再谈其他问题。5月6日，针对国民党武汉行营军事发言人于四日在报上发表声明，否认有对中原军区部队四路包围之举，并对中原部队转移五河就食的要求以“不能听其向指定之区域以外任意转移”为由公开拒绝的无理行为，《新华日报》发表《再次为中原军区军民呼吁》的社论，驳斥武汉行营军事发言人的言论。

    5月9日，在周恩来一行离开宣化店之前，同王震召开记者招待会，向中外记者介绍中原军区部队面临的严峻形势。面对被围困的军民，不搞形式主义慰问，他代表党中央传递“中央没有忘记你们”的信号，极大振奋了士气。“得人心”本身就是最大的政绩。

    周恩来并非职业记者，但他确实拥有扎实的“记者”经历，这次他带着中外记者同行，在谈判桌上公开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直指形式主义痛点，将政治道义优势最大化。这种道义上的胜利是他调查研究和统战宣传能力的早期淬炼。是“潜绩”与“实绩”的具象化。

    总结：周恩来的宣化店之行，是找准问题、科学决策。证明真正的政绩是解燃眉之急，做“看不见的”基础工作，是延缓了内战爆发，是在危急关头保全战略力量，更是赢得政治主动与人心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