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律·鄂南红鹃映丹心

烽火鄂南绽艳妆，丹砂万叠映穹苍。
千岩踯躅凝忠血，半岭鹃花护韧肠。
故道潜行藏密信，危岩采蕊济仓箱。
百年鹃影花不老，长照丹心万古香。

    鄂南的老虎花，没有麻城龟峰山杜鹃的赫赫名气，没有黄陂云雾山花丛的品类繁多，更没有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映山红的家喻户晓、传遍千家万户。但散落在鄂南群山间的老虎花，是最纯粹的天然映山红，鲜红如血，灼灼其华，照亮了春夏的山岗，也深深镌刻在我们几代人的心底。鄂南的春天，总被这一束束火红的花朵唤醒，大幕山的坡岭间、保福祠的小径旁、横沟桥的鹤林寺边，那热烈似火、坚韧如钢的花瓣，一簇簇、一丛丛，铺展成一片红色的海洋，年年如期绽放，从未缺席。每当春风轻拂，花瓣随风摇曳，那跳跃的火红，便清晰映照出母亲李桂英的一生——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扎根，在风雨飘摇的苦难中坚守，把最炽热的忠诚、最深沉的母爱、最坚韧的意志，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片她用青春、泪水乃至生命守护的鄂南大地。每当我伫立在漫山遍野的老虎花丛中，鼻尖萦绕着淡淡的馨香，母亲的身影便会清晰浮现在眼前，那些藏在花丛中的革命岁月，那些浸透苦难却依旧温暖的平常日子，那些她用一生诠释的忠诚与担当，都一一涌上心头，绵长厚重，刻骨铭心。

    母亲李桂英，于1924年农历九月初十辰时，生于咸宁横沟大屋李塆，《李氏宗谱》（柳染堂）28卷47页的记载，为她的出身留下了清晰而确凿的注解。她的祖父名常成，是个老实本分的庄稼人；父亲名守富，在当地则是有名的殷实之家，家中不仅有几亩良田，在横沟镇上还经营着多间商铺，家境颇为宽裕，足以让一家人过上安逸富足的生活。那时的横沟，山清水秀，草木葱茏，每到春夏之交，漫山遍野的老虎花便竞相绽放，火红的花瓣映着青山绿水，也映着母亲无忧无虑的童年。母亲曾跟我说过，她小时候最爱在老虎花丛中奔跑嬉戏，摘下最鲜艳的花朵，插在发间、别在衣襟上，清脆的笑声顺着山坡飘散，回荡在宁静的村庄深处。那时的她，还不知道，这片被老虎花浸润的土地，未来会遭遇怎样的战火劫难，而她自己，又将在烽火硝烟中，走出一条怎样坚韧不屈的人生道路。

    193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战火，彻底撕碎了江南大地的宁静，也打碎了母亲少年的美好。这一年，武汉沦陷，江夏、鄂南一线沦为日寇铁蹄之下的焦土，日军的飞机在天空盘旋呼啸，炮弹带着刺耳的轰鸣落在村庄里，房屋被炸毁，庄稼被焚烧，无辜的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为了照料年幼的弟妹，也为了给母亲寻一条生路，父母忍痛将不满十四岁的她，送给了当地一家大户收养。原以为这是绝境中的一线生机，可命运的磨难并未就此停歇，在给大户人家放牛的途中，日军突然扫荡，炮火纷飞，人流慌乱，母亲与收养家庭被冲散，从此，她便成了无依无靠、四处漂泊的孤女。

    那些日子，母亲拖着瘦弱的身躯，在荒山野岭间惊恐奔波，饿了就挖野菜、啃野果，渴了就喝山间的清泉，夜晚就蜷缩在破庙的角落，望着漫天星辰思念远方的亲人，恐惧与孤独如影随形，时刻笼罩着她。她曾不止一次在深夜里失声哭泣，也曾不止一次萌生过寻死的念头，可每当看到山坡上盛开的老虎花——在风雨中依旧挺拔、依旧火红，不曾低头、不曾凋零，她心中就会生出一丝不屈的勇气：连一朵小花都能在逆境中顽强生长，自己为什么不能？就是这份被老虎花赋予的坚韧力量，支撑着她熬过了那段最黑暗、最艰难的岁月。

    绝境之中，山坡机场附近的一位游方尼姑向她伸出了援手，将她收留在寺庙里。这座寺庙隐匿在深山之中，周围长满了老虎花，环境清幽静谧，却是当时咸武鄂抗日根据地的一处隐秘联络点。彼时的鄂南，抗日烽火早已熊熊燃起，咸宁、武昌、鄂城三县交界的咸武鄂抗日根据地，虽处于敌、伪、顽的重重夹击之下，却始终坚守着敌后斗争的阵地，像一颗不灭的火种，在黑暗中燃烧，照亮着鄂南人民抗日救国的道路。尼姑师傅法号“慧明”，是位心怀家国、深明大义的人，她深知母亲的悲惨遭遇，也深深同情革命事业，不仅收留了母亲，还时常给她讲述抗日志士的英雄事迹，向她传递革命道理。在慧明师傅的指引与熏陶下，母亲渐渐接触到了革命真理，毅然踏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孤女，慢慢成长为一名心怀信念的革命者。

    我曾听母亲详细说起过那段在寺庙里的日子，说起她如何从迷茫无助，一步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寺庙里的日子清贫而简朴，每天除了扫地、挑水、念经，母亲最期盼的，就是慧明师傅给她讲革命故事——讲新四军战士如何在敌后与日军巧妙周旋，讲普通百姓如何冒着生命危险支援革命，讲祖国山河如何被侵略者肆意践踏。师傅常常语重心长地告诉她：“日军是外来的侵略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只有跟着共产党、跟着新四军，才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才能让老百姓过上安宁太平的日子。”母亲把师傅的话牢牢记在心里，望着窗外漫山遍野的老虎花，心中的革命信念愈发坚定，她暗下决心，一定要为抗日救国出一份力，哪怕粉身碎骨，也绝不退缩。

    不久后，母亲便主动承担起了为新四军江南游击队传递情报、运送粮草的任务。她以化缘为掩护，穿着朴素的粗布衣裳，背着一个破旧的布包，穿梭在武昌县的保福祠、土地堂、山坡、贺胜桥一带。那些地方，到处都是日军的据点和哨卡，巡逻的日军荷枪实弹，眼神凶狠，每一次出行，都像是在与死神博弈，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可母亲从未有过丝毫退缩，她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对当地地形的熟悉，巧妙躲避着日军的盘查，把情报藏在老虎花的根茎下，把粮草藏在布包的夹层里，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安全地将物资送到游击队手中，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敌后支援的千钧重任。

    母亲曾跟我说过一次最惊险的经历，至今想来，仍让人心惊不已。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她背着一批至关重要的情报，要从武昌送到贺胜桥的游击队驻地。途经山坡机场附近的哨卡时，被两名日军拦住了去路。日军用生硬晦涩的中国话呵斥着她，强行要检查她的布包。母亲的心跳瞬间加速，手心冒出了冷汗，她比谁都清楚，情报一旦被发现，不仅自己性命难保，游击队也会面临灭顶之灾。可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压下心中的恐惧，脸上露出平静的笑容，对着日军深深鞠了一躬，轻声说道：“我是寺庙里的尼姑，出来化缘，布包里只有一些干粮和经书，还请太君高抬贵手。”日军将信将疑，仔细搜查了她的布包，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原来，母亲早已将情报藏在了路边的老虎花丛中，只等日军离开后，再回来取走。日军搜查无果，又看母亲衣着朴素、神态平静，不似有假，便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让她离开了。直到走出很远，远离了哨卡的视线，母亲才敢停下脚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后背早已被汗水浸透，贴身的衣衫紧紧贴在身上。那天，她在老虎花丛中待了很久，望着盛开的老虎花，心中既有劫后余生的庆幸，更有继续投身革命的坚定。

    后来，为了能更近距离地搜集日军的动向，掌握敌人的情报，母亲凭借着过人的机智，以帮机场杂役“划圆”（一种简单的手工活）为由，成功打入了山坡机场内部，成为了一名临时杂役。山坡机场是日军在鄂南的重要据点，驻扎着大量的日军和伪军，戒备森严，防守严密，想要在其中搜集情报，难度极大，稍有不慎，就会暴露身份，招来杀身之祸。母亲每天小心翼翼地干活，不敢有丝毫疏忽，一边默默观察着日军的动向，记录着日军的人数、装备、巡逻时间和规律，一边趁着休息的间隙，把搜集到的情报藏在老虎花的花瓣里，再趁着外出采买的机会，悄悄将情报传递给游击队。在机场的那些日子，母亲每天都提心吊胆，日夜警惕着，生怕自己的身份被发现，可她从未想过放弃——她知道，自己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抗日胜利积蓄力量，都在为老百姓争取安宁的日子，再苦再险，也值得。

    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天，家里买了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那天正好播放电视剧《铁道游击队》，当看到“智救刘洪”的片段时，母亲突然停下了手中的活，静静地站在电视机前，眼睛紧紧盯着屏幕，嘴里自言自语地说道：“我们在李政委的率领下，也是这样将武器藏进棺木里，骗过日军的搜查，助他脱险的。”语气平淡，没有丝毫波澜，却藏着不为人知的艰险与坚定。我凑到母亲身边，轻声问她当年的事情，母亲只是轻轻地看了我一眼，眼神转向远方，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年代。她告诉我，当年的咸武鄂根据地，斗争环境极为恶劣，日军在铁路沿线的土地堂、山坡、贺胜桥、横沟桥等据点重兵布防，伪军与顽军相互勾结，对根据地反复进行“扫荡”，许多革命同志都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即便如此，大家也从未动摇过革命的信念，依旧坚守阵地，坚持敌后斗争，用生命守护着这片土地。就像《难忘的保福祠》《坚持武（昌）鄂（城）桥头堡的斗争》中记载的那样，保福祠的军民总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巧妙周旋，哪怕驻地与敌人仅隔半华里，也能凭借群众的掩护和自身的机智，安全转移，万无一失。那些记载，不仅还原了当年鄂南抗日斗争的艰险与残酷，更印证了母亲这一代革命者的勇敢与坚韧。

    在保福祠的那些日子，母亲不仅见证了游击队的浴血奋战、英勇抗敌，也亲历了乡亲们掩护革命力量的赤诚与热忱。保福祠地处咸宁、武昌、鄂城三县交界处，是咸武鄂抗日根据地的中心，也是新四军在江南的“红色跳板”。这里丘陵起伏、树木茂密，三面环梁子湖，一面紧邻粤汉铁路，既是交通要道，也是天然的隐蔽屏障。当年的保福祠，敌我力量悬殊，日军在周围的据点重兵布防，伪军、顽军犬牙交错，形势十分严峻，可保福祠的乡亲们，却始终坚定地站在革命一边，用自己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新四军，支援着抗日斗争。

    母亲曾跟我说过，每当游击队进驻保福祠，乡亲们都会主动走出家门，热情地迎接战士们，给战士们送茶送饭，安排住宿，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哪怕自己吃不饱、穿不暖，也绝不会亏待这些为了守护家园而奋战的战士们。有一次，游击队在保福祠的一个村庄驻扎，日军突然发动“扫荡”，乡亲们得知消息后，没有丝毫犹豫，立刻组织起来，迅速把战士们藏在自家的地窖里、柴房里，把战士们的武器藏在老虎花丛中、稻田里，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在村里正常劳作，用从容与镇定，成功骗过了日军的搜查，守护了战士们的安全。还有一次，一名游击队员受伤了，无法行动，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把他藏在深山的山洞里，每天轮流给他送吃的、送药品，悉心照料他的起居，直到他康复归队。那些淳朴而赤诚的乡亲，用自己的生命，为革命力量撑起了一片安全的天空，也让母亲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只要有群众的支持，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迎来胜利的曙光。

    烽火流年里，母亲不仅是一名勇敢无畏的革命者，更是一位重情重义、温柔坚韧的生活伴侣。1946年，中原大地阴云密布，战火的阴霾再次笼罩。停战协定生效后，国民党当局公然撕毁协议，调集30万兵力，修筑6000余座碉堡，将中原军区主力压缩在狭小区域，企图一举围歼。中共中央洞察局势，果断电令中原军区立即突围，中原突围战役正式打响。母亲当时所在的游击队，也奉命转移，可在转移途中，部队突然紧急撤离，母亲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只能潜伏在保福祠附近，暗中观察动向，默默等待部队的消息。

    就在这时，母亲在保福祠偶遇了失散的新四军战士张文炎，也是我的父亲。中原突围时，父亲奉命从新四军江汉军区独立第1旅留下来，加入重新组建的川汉沔游击大队，依托汈汊湖水网密布、芦苇丛生的地理优势，开展敌后游击作战，牵制国民党军的兵力，为主力部队突围减轻侧后压力。可在一次“清湖”行动中，父亲所在的警卫排遭遇重创，20余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4人，弹药耗尽，与部队彻底失去了联系。父亲带着三名战士，在芦苇荡中奔逃了一夜，最后被打散，只剩下自己一人。他躲躲藏藏，小心翼翼地避开国民党军队的搜查，饿了就挖野菜充饥，渴了就喝芦苇荡里的水，未加处理的伤口发炎溃烂，每走一步都钻心刺骨，可他始终没有放弃心中的信仰，始终坚守着革命的初心。后来，他辗转来到保福祠，希望能在这里找到部队的下落，却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同样孤苦无依的母亲。

    两人相遇时，都是孤苦无依、身心俱疲，脸上写满了岁月的沧桑与奔波的疲惫。母亲见父亲长时间在保福祠周围逗留，举止沉稳、眼神坚定，不似敌军特务，便主动上前试探，交换了革命暗号。当确认彼此都是革命同志后，两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在那个动荡不安、生死未卜的年代，能在异乡遇到自己的同志，就像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在寒冬里感受到了温暖，那份重逢的喜悦，难以用言语形容。他们决定一同在保福祠周围寻找部队，可他们不曾知晓，江南的部队早已转移至江北更远的地方，最终，他们未能等到部队的消息。

    找不到部队，又面临国民党军队的持续“清剿”，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鄂南大地，每一步都充满了危险。母亲深知，武昌鄂南已经不是安全之地，继续停留，迟早会暴露身份，招来杀身之祸。于是，她郑重地拜别了慧明师傅，决定与父亲一同前往嘉鱼，寻找父亲的五哥张文舫，希望能在那里安身立命，等待革命胜利的到来。师傅为母亲准备了几件衣裳和一些铜钱，含泪叮嘱她：“桂英，乱世之中，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坚守本心，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忘了自己是谁，不要忘了那些牺牲的同志，不要忘了革命的初心。”八年的朝夕相处，师傅早已成了母亲的亲人，这份乱世中的真情，让母亲和父亲倍感温暖，也更加坚定了他们活下去的勇气。

    他们沿着金水河向南行进，一路上，艰险不断，危机四伏。母亲凭借着对当地地形的熟悉，负责打探消息、寻找安全的路线，巧妙避开国民党的哨卡；父亲则靠挑脚为生，用自己的力气，挣取微薄的力资，勉强维持两人的生计。有一次，他们在法泗镇遭遇了国军保安团的盘查，保安团的士兵怀疑父亲是新四军，不由分说，就欲将他抓走。危急时刻，母亲急中生智，迅速拉着身后两名逃荒的群众，大声说道：“我们是一起逃荒过来的，不是军人，家里还有老人孩子要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你们就放过我们吧！”伪军见状，又看母亲衣着朴素、神态诚恳，不似说谎，便咧嘴咧舌地放行，两人这才得以脱险，捡回了一条性命。

    他们一路跋山涉水，历经一个多月的艰辛与磨难，终于抵达了金水河西端的小镇——嘉鱼县新街镇。远远地，他们就看到了父亲的五哥张文舫，正挑着箩筐在镇上搬运货物，身影疲惫却依旧忙碌。“五哥！”父亲一声呼喊，声音沙哑却充满了惊喜与激动。张文舫回过头，看到六弟，顿时喜出望外，赶紧放下担子，快步跑了过来，兄弟俩紧紧相拥，泪水夺眶而出。那些年的思念、担忧与艰辛，在这一刻，都化作了滚烫的泪水，千言万语，都藏在这紧紧的拥抱之中。张文舫将他们带回家，妻子刘秀英立刻忙碌起来，准备了热腾腾的饭菜，子女们则围在父亲身边，好奇地打量着这位远道而来的叔叔和说着咸宁方言的女人。那一刻，母亲感受到了久违的家的温暖，也在心中默默期盼，能在这里安定下来，再也不用过颠沛流离、担心受怕的日子。

    在嘉鱼安身后，母亲与父亲在新街镇成了家。没有举行婚礼，甚至没有一件像样的新衣，只有张文舫一家和几位汉川籍的邻居参加，大家围坐在一起，吃了一顿满是温情却简单的饭菜，就算完婚。父亲用攒下的微薄积蓄，给母亲买了一根红头绳，轻轻系在母亲的发间，那抹耀眼的鲜红，像极了鄂南的老虎花，也像一束光，照亮了母亲平淡而艰幸的生活。母亲则连夜为父亲缝了一件新褂子，针脚细密，每一针每一线，都藏着她对父亲的深情与期盼。新婚之夜，父亲紧紧握着母亲的手，眼神坚定而认真地说：“桂英，等革命胜利了，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再也不让你受苦，再也不让你四处漂泊。”母亲笑着回应，眼中满是温柔：“六娃，我不在乎日子有多苦，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只要能等到革命胜利，能看到老百姓过上舒适的日子，再苦的日子我也不怕。”那时，他们虽然生活清贫，却充满了希望，他们望着窗外皎洁的月光，仿佛已经看到了和平年代的模样，看到了老百姓安居乐业、幸福生活的景象。

    婚后的日子，艰苦却也充满温情。父亲在镇上的挑脚，每天起早贪黑，挑着沉重的货物，往返于镇上的各个角落，累得腰酸背痛，浑身乏力，却充满希望，只为能多挣一点钱，让母亲和未来的孩子能吃饱穿暖。母亲则在家种地，闲暇时还帮邻居缝补衣裳，补贴家用，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干净整洁。1947年2月25日子时，他们的长子张光谱出生了，这个小生命的到来，给这个清贫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也给母亲和父亲带来了更多的动力与希望。父亲干活的劲头更足，每天收工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抱起孩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母亲则精心照料着孩子，白天种地、缝补，晚上抱着孩子，哼着鄂南的民谣，温柔地哄他入睡。虽然日子依旧清贫，常常吃不饱、穿不暖，可母亲看着孩子健康成长，看着父亲勤劳肯干、真心待她，心中就充满了温暖与力量，所有的辛苦都烟消云散。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嘉鱼时，母亲和父亲正在地里干活，挥舞着锄头，耕耘着脚下的土地。当广播里传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庄严宣告时，两人立刻扔下锄头，激动地跑到镇上，和乡亲们一起欢呼、庆祝，泪水顺着脸颊滑落，那是喜悦的泪水，是激动的泪水，是盼望已久的泪水。父亲紧紧牵着母亲的手，声音颤抖却充满力量地呼喊着：“解放了，我们解放了！我们终于熬出头了！”母亲的泪水夺眶而出，那些年的苦难、牺牲与坚守，在这一刻，都有了意义。她想起了那些牺牲的革命同志，想起了慧明师傅，想起了保福祠的乡亲们，想起了自己走过的艰难岁月，心中充满了感慨——终于，侵略者被赶出了中国，终于，老百姓可以过上太平的日子了，终于，所有的付出都没有白费。

    1950年，父亲凭借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担任了新街镇农会主席，参与领导当地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工作。那段时间，父亲天天忙得不可开交，常常早出晚归，有时甚至几天几夜不回家，心中始终装着乡亲们，装着国家的建设，尽心尽力地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题。母亲深深理解父亲的工作，默默承担起了家里的一切，照顾孩子、种地、缝补衣裳，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让父亲没有后顾之忧，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可好景不长，1952年的冬天，寒风刺骨，寒意逼人，父亲被错误地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家门口被刷上了刺眼的标语，曾经受人敬重的农会主席，一夜之间变成了人人可以指责的“坏人”，受尽了旁人的白眼、非议与排挤，身心备受摧残。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父亲蒙冤受辱的那段日子里，五岁的长子张光谱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不幸夭折。这个沉重的打击，像一把尖刀，狠狠刺在母亲和父亲的心上，让两人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难以自拔。母亲抱着孩子冰冷的身体，哭了整整一夜，眼睛都哭肿了，整个人也变得憔悴不堪，茶饭不思，连活下去的勇气都快要丧失。可更让她揪心的是，刚出生三天的二女儿，哭声微弱如小猫，身体十分虚弱，随时都有夭折的可能。父亲咬着牙，强忍着心中的悲痛与绝望，揣着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作为盘缠，踏上了返回老家白鱼寨的路，他想找当年的战友作证，想挖出当年掩埋的手枪和党证，自证清白，也想为年幼的女儿求一条生路。

    可当父亲回到白鱼寨时，眼前的一幕让他彻底陷入了绝望——当年的战友，要么牺牲在战场上，要么杳无音信，早已无从寻找。老宅墙角的砖头，也早已不见踪影，用油布包裹的党证、手枪和子弹，也不翼而飞，那是他证明自己革命身份的唯一凭证，如今却没了踪迹。父亲瘫坐在地上，手指用力地抠着泥土，指甲缝渗出血迹也浑然不觉——这不是战场的溃败，而是信仰证明的消亡，是比1946年的绝境，更令人绝望的无助。无奈之下，父亲找到了他的二哥，将家里的三间老宅基地，以八担棉花的低价卖给了乡邻，这微薄的收入，连养活家人都不够，却已是他能拿出的全部。“二哥，这辈子我可能再也回不了这个家了。”父亲声音沙哑，泪水砸在泥地上，浸湿了一片土地，“这祖根，就靠你守了。”在祖父母的坟前，父亲重重地叩了三个响头，额头磕出了血印，起身时，连腰都直不起来，满心都是愧疚与绝望。当晚，他借着微弱的月光，步行返回嘉鱼，脚下的路，比1946年那次逃亡，更漫长、更艰难，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每一步，都承载着无尽的愧疚、痛苦与绝望。

    父亲回到嘉鱼后，整个人都变得沉默寡言，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望着远方，眼神空荡而绝望，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知道，父亲心中的苦楚，比自己更多——他不仅蒙冤受辱，失去了尊严，还失去了心爱的儿子，弄丢了证明自己身份的信物，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可母亲没有倒下，她知道，自己必须站起来，必须撑起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必须守护好父亲和年幼的孩子，不能让这个家彻底崩塌。生性刚烈的母亲，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每当有人来批斗父亲，她就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挡在父亲身前，大声喊道：“你们不能批斗他，他是抗日英雄！他为了革命，出生入死。你们不能这样对他！我也是给共产党送过信、给游击队送过饭，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支援前线的。你们要批斗，就先批斗我！”因为母亲是苦大仇深的孤女，又是曾经的革命同志，生产队的人不敢对她怎么样，只能悻悻离去，父亲也因此少受了许多折磨。夜里，母亲会轻声安慰他：“文炎，别怕，有我在，我们一定能等到平反的那一天，我们一定能把这日子熬到头，一定能还你一个清白。”在母亲的陪伴与鼓励下，父亲重新燃起了活下去的勇气，慢慢走出了绝望的阴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动荡的岁月再次袭来，父亲依旧经常被游街批斗，每年都要被生产队拉去做义务工，家里的重担，再一次全部压在了母亲的肩上。为了养活焕香、运香、冬姣、光楚、光树、安星、光友七个子女，母亲拼尽了全力，拼命地挣工分，只为能让孩子们能多分得一口粮食，不至于饿死。她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干活，砍青、插秧、割稻、挑粪，什么重活、累活都干，从不叫苦、从不叫累，哪怕手上磨出了血泡，也只是简单包扎一下，继续干活，不敢有丝毫停歇。晚上回来，还要给孩子们缝衣裳、做鞋子，常常忙到深夜，直到孩子们都睡熟了，她才能休息片刻，有时累得趴在灯下，就能沉沉睡去。

    有一次，母亲在地里插秧，因为长期过度劳累，身体不堪重负，突然晕倒在稻田里，浑身冰冷，不省人事。乡亲们发现后，赶紧把她扶起来，小心翼翼地送到了村里的卫生所。医生仔细检查后，叮嘱她，一定要好好休息，不能再过度劳累，否则身体会彻底垮掉，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可母亲只休息了半天，就又不顾医生的劝阻，返回了地里——她知道，家里的工分不够，孩子们就要饿肚子，她不能停下脚步，哪怕身体再累，也要为孩子们挣够口粮，哪怕拼上自己的性命，也不能让孩子们受苦。孩子们看着母亲疲惫不堪的身影，都十分心疼，却也无能为力，只能默默帮母亲干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减轻她的负担。

    1963年，次子光树出生时，家里依旧一贫如洗，家徒四壁，连2元钱请剪生婆的钱都拿不出来。母亲没有丝毫犹豫，在没有任何医疗保障、没有任何人帮忙的情况下，自己咬断了光树的脐带，用提前准备好的旧布片，小心翼翼地将孩子包好，交给二女儿运香、三女儿冬姣照顾。她自己，来不及休息片刻，来不及感受新生命带来的温暖与喜悦，为了挣工分，为了让家人能多分得一口粮食，便不顾产后虚弱的身体，立刻赶往生产队下地出工。高强度的劳动，加上产后失血过多，让母亲大病一场，回到家后，就彻底不省人事，生命垂危。

    父亲急得团团转，却因为家里没钱请医生，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昏迷不醒，心中充满了愧疚与自责——他觉得，是自己拖累了母亲，让她吃这么多的苦，受这样大的罪。那些日子，父亲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他一边要照顾昏迷的母亲和刚出生的孩子，一边还要应付生产队的批斗，整个人都瘦得不成样子，眼窝深陷，头发也白了不少，脸上写满了疲惫与绝望。他只能每天上山砍青竹、剥竹皮，把竹皮煮成水，一勺一勺地喂给母亲，祈祷着母亲能早日醒来。

    生产队长张秋舫见状后，实在不忍心，看着母亲奄奄一息的样子，说道：“李嘎婶娘老在家里这样拖着不行，还是要到医院去检查治疗，不然会出大事的，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就在父亲走投无路、陷入绝望之际，生产队伸出了援手，安排了四个壮劳力，步行30多公里，拿着生产队的介绍信，将母亲送到了县人民医院治疗。经过长达半年的精心救治，母亲终于捡回了一条性命，从鬼门关走了回来。只是这场大病，让她彻底失去了1963年这一年的所有记忆，那些生子的艰辛、生病的痛苦、生死一线的绝望，都被岁月彻底抹去，只留下一身难以愈合的伤痛，伴随她一生。而光树，因为母亲生病昏迷，没有喝过一口母乳，从小就靠喝米汤长大，身体一直很瘦弱，母亲后来想起这件事，总是满心愧疚，常常念叨着“亏欠了光树，没能好好照顾他”。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阴霾散去，光明来临，父亲终于得以平反昭雪，摘掉了“坏分子”的帽子，沉冤昭雪，父母终于重获自由，压在这个家庭多年的重担与屈辱，终于烟消云散，一扫而空。平反那天，父亲拿着平反通知，哭了很久很久，那是压抑了二十多年的泪水，是委屈的泪水，是痛苦的泪水，更是重生的泪水，所有的冤屈与苦难，都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父亲平反后，母亲心中最大的愿望，便是寻找阔别四十余年的咸宁老家，寻找失散的亲人，圆自己多年的寻亲梦，找到自己的根。于是，母亲凭着儿时模糊的记忆，踏上了回咸宁寻亲的路，她第一站便来到了北洪桥，四处打听李姓人家的消息，希望能找到自己的亲人，找到属于自己的家。

    在北洪桥，母亲果然找到了一户李姓人家，闲聊中得知，这户人家在抗战时期，也曾丢失过一个女儿，与母亲离家的时间大致吻合。双方越聊越投机，母亲细细讲述着自己儿时的零碎记忆、家乡的模样，以及当年被送养、与家人失散的经过，李家人听得十分认真，眼神中满是期待与疑惑，时不时地追问细节。就在两人交谈正酣时，塆里来了一群李姓族人，他们听说有位从外地来寻亲的李姓女子，便纷纷围了过来，仔细询问母亲的身世细节，想要确认她是不是自己失散多年的亲人。当母亲说出自己离家的具体时间、描述出家中长辈的模样和儿时居住的环境后，大屋李家的族人眼前一亮——母亲的长相，竟与他们家一位长辈十分酷似，眉眼间的神态、说话的语气，都有着难以言说的相似之处，那份血脉相连的亲切感，难以掩饰。

    族人当即决定，将母亲接到大屋李塆家中，进一步确认身份，好好招待这位“疑似亲人”。当母亲走进大屋李塆的那一刻，看着熟悉又陌生的庭院、房屋，儿时的记忆碎片纷纷涌现，心中百感交集，既有激动，又有委屈，还有一丝陌生。在这里，母亲见到了自己失散四十一年的弟弟李大炎，姐弟俩四目相对，无需过多言语，泪水便夺眶而出，她紧紧拉着弟弟的手，久久不愿分开，诉说着四十余年的思念与牵挂，那些被岁月隔开的亲情，在这一刻终于重新连接，温暖而滚烫。李大炎紧紧握着母亲的手，哽咽着说：“太姐，我们找了你四十多年，终于找到你了，爸妈临终前，还一直念叨着你，牵挂着你，直到闭上眼睛，都没有放下对你的思念。”

    母亲找到亲人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横沟大屋李塆，当地的李姓族人得知后，也纷纷赶来认亲，想要亲眼见见这位失散多年的亲人。他们仔细核对母亲的身世信息，回忆着当年失散女儿的模样、性格，确认母亲是横沟大屋李塆当年失散的女儿，是他们血脉相连的亲人。一边是北洪桥大屋李塆的温情牵挂，一边是横沟大屋李塆的血脉亲情，两处李家，因母亲的寻亲之路，终于在失散四十一年后实现了血缘再续，这份跨越岁月的亲情，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此后，母亲便常常往返于嘉鱼、北洪桥、横沟桥之间，陪伴着两地的亲人，弥补着四十余年的亲情空缺，享受着久违的亲情温暖。

    寻亲成功后，母亲终于了却了多年的心愿，重新拥有了久违的亲情，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生产队得知母亲出生在咸宁，且熟悉当地的山区环境，恰逢每年暮春老虎花盛开，便委派母亲进山采摘老虎花。这种生长在鄂南山间的老虎花，不仅是家乡的象征，更是天然的杀虫剂，将其晒干磨成粉末，洒在西瓜苗、冬瓜苗上，可有效杀灭害虫，减少病虫害，交一斤老虎花给生产队，比出一天工多挣两分工，母亲欣然接受了这份苦差事。那时嘉鱼到咸宁的班车很少，50多公里的路程，母亲天不亮过金水河，经进宝嘴、王家庄沿着西凉湖边的山间小路，一天赶到咸宁，第二天开始进山摘花。每年这个时候，她都会穿梭在北洪桥、横沟桥的大山里，哪边山上的老虎花先绽放，她就先去哪边采摘，一边采摘，一边重温家乡的山水与亲情，手中的老虎花，也成了连接她与家乡、与亲情的温暖纽带。在鄂南民间，老虎花除了能当杀虫剂，还被乡亲们视为“吉祥花”，寓意着坚韧、勇敢与团圆，母亲常说，老虎花陪着她熬过了最苦的日子，见证了她的苦难与坚守，也见证了她的团圆与幸福，是她这辈子最难忘、最珍贵的花。

    为了多挣工分，能多回老家，母亲每次采摘老虎花，都会穿着深桶胶鞋，防止毒蛇和蚊虫，在悬崖峭壁上爬一整天，不喝一口水、不吃一餐饭，渴了饿了，就在山林寻找一些野桑葚、野草莓充饥，拼尽全力采摘更多的老虎花。无论是北洪桥的大山，还是横沟桥的群丘，山势都十分险峻，悬崖峭壁随处可见，老虎花就生长在悬崖边的石缝里，采摘起来十分危险，稍有不慎，就会失足坠落，粉身碎骨。有一次，母亲在采摘老虎花时，脚下一滑，差点从悬崖上摔下去，幸亏她反应迅速，紧紧抓住了一根树枝，才捡回了一条性命，吓得浑身是汗。孩子们得知后，都很担心她的安全，想要跟着她一起上山，可母亲却坚决不同意，她摸着孩子们的头，温柔而坚定地说：“山里危险，你们在家好好干活，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能过上好日子，妈就放心了，妈没事，妈会小心的。”

    那些年，家里的日子过得十分清贫，常常食不果腹，没有主粮，就吃杂粮；没有杂粮，就挖野菜充饥。母亲带着孩子们，走遍了嘉鱼新街镇附近十几里的沟、渠、河、湖坡岸和田埂，灰灰菜、马齿苋、野苋菜、荠菜、腊菜，甚至连喂猪的刺高巴，都被她扯回来，清洗干净，做成饭菜，给孩子们吃。每种野菜的吃法，她都了如指掌，她把野菜洗干净，炒着吃、煮着吃、腌着吃，想尽一切办法，变换花样，让孩子们能吃得饱一些，吃得香一些，尽量减少饥饿的痛苦，让孩子们能有力气干活、读书，不至于因为饥饿而没精神。

    我还记得，小时候，每到春天，母亲就会带着我们去挖野菜，身边的老虎花，开得火红火红的，漫山遍野，十分耀眼。母亲会指着盛开的老虎花笑着说：“你们看，这老虎花多红，就像我们一家人，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地活着，也要活得热烈、活得有希望。”我们跟着母亲挖野菜，听她讲当年抗日的革命故事，讲那些牺牲的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讲保福祠乡亲们的赤诚与善良，讲慧明师傅的恩情与教诲。那些故事，虽然遥远，却深深烙印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从小就懂得了珍惜，懂得了坚强，懂得了什么是忠诚，什么是担当，什么是母爱。

    懂事的孩子们，从小就懂得母亲的不易，主动帮着母亲干活，分担她的辛劳。放学回家，就去地里除草、浇水，帮着母亲打理庄稼；放学放假，就搭着小板凳，在厨房里炒菜、做饭，学着照顾弟弟妹妹；周末的时候，就去山上捡柴、挖野菜，用稚嫩的肩膀，为母亲分担生活的重担。孩子们知道，母亲为了这个家，为了他们，付出了太多太多，吃了太多太多的苦，他们只想快点长大，快点懂事，能好好照顾母亲，能让母亲过上好日子，不再让她受苦受累。每当孩子们犯错，母亲从不打骂，只是用温和的语气教导他们，告诉他们要做一个正直、善良、有担当的人，就像老虎花一样，坚韧不屈、向阳而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低头、不要放弃。

    母亲的一生，虽然历经坎坷，饱经磨难，却始终保持着对党的忠诚，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保持着对家人的深情付出。她虽然没有读过书，没有文化，用她的话说“扁担倒在地上，不晓得是个一字”，却有着最朴素的革命信念，有着最坚韧的意志，有着最伟大、最无私的母爱。她曾在产后虚弱之际，不顾生命危险下地挣工分，只为让孩子们能吃饱饭；她曾在父亲蒙冤的岁月里，挺身而出，挡在父亲身前，守护着父亲的尊严与希望；她曾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拼尽全力，养活七个子女，把最好的都留给孩子，自己却省吃俭用，忍饥挨饿；她曾为了革命事业，出生入死，传递情报、运送粮草，用青春和热血，书写着革命者的忠诚与担当；她曾历经四十一年的等待，执着寻亲，守护着血脉亲情，弥补着多年的遗憾。

    1998年农历六月二十一（公历8月12日），母亲走完了她坎坷而坚韧的一生，享年74岁。她离去时，面容平静，仿佛只是睡着了一般，没有丝毫痛苦。她死后，与父亲合葬于嘉鱼，从此，两位历经磨难的老人，终于得以相守相伴，不再分离。下葬那天，七个子女悉数到场，还有许多邻居和曾经的生产队队员，纷纷前来为母亲送别，缅怀这位坚韧、善良、伟大的母亲。大家说，李桂英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她用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坚强、什么是母爱、什么是忠诚，她就像鄂南的老虎花一样，坚韧不屈、热烈执着，永远值得人们怀念与敬仰。

    党的百年华诞前，为了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母亲和父亲的墓地迁移到幸福河畔的红军墓陵园。墓碑上，清晰地刻着母亲李桂英与父亲张文炎的名字，也刻着他们那段跨越烽火的情缘，刻着他们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刻着他们对家人的挚爱与坚守。每年清明，我们都会带着一束火红的老虎花，去看望母亲和父亲，把当年的故事，把我们的近况，讲给他们听，把我们的思念，传递给他们。那束火红的老虎花，就像母亲的精神一样，永远绽放，永远炽热，永远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指引着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如今，母亲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可她的身影，却始终萦绕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去；她的精神，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激励着我们成长。鄂南的老虎花，依旧年年盛开，漫山遍野的火红，映红了大幕山，映红了北洪桥的小径，映红了横沟桥鹤林寺边，也映红了我们思念母亲的心房。这火红的老虎花，早已成为鄂南春的符号，成为我们心中的牵挂，承载着我们对母亲的深深思念，对革命先辈的无限敬仰，对家乡的炽烈热爱。

    我爱鄂南的老虎花，爱它盛开在烽火岁月里的赤诚与勇敢，爱它在苦难中顽强生长的坚韧与不屈，爱它承载着母亲的精神与信仰，爱它见证着鄂南大地的沧桑与新生，爱它陪伴着我们走过的岁岁年年。它不像牡丹那样华贵，不像梅花那样清傲，却有着最顽强的生命力，就像母亲，就像那些在烽火中坚守的革命者，就像保福祠那些赤诚的乡亲，他们用生命，守护着这片土地，用精神，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鄂南儿女，让坚韧、忠诚、善良的品质，代代相传。

    每当春风吹过，老虎花悄然绽放，漫山遍野，火红耀眼，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穿梭在老虎花丛中的少女，看到了她为了革命事业，不畏艰险、挺身而出的身影；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在苦难中坚守的母亲，看到了她为了家人，拼尽全力、默默付出的模样；我仿佛又看到了她眼中的坚定与温柔，看到了她对革命胜利的期望，看到了她对家人的深情与牵挂。

    母亲的精神，就像这鄂南的老虎花，永远扎根在这片土地上，永远绽放着炽热的光芒，指引着我们前行，激励着我们勇敢、坚强、有担当。而我对母亲的思念，也会随着这年年盛开的老虎花，岁岁绵长，永不消散。我知道，母亲从未离开，她就像这漫山的老虎花，永远陪伴在我们身边，永远守护着这片她深爱的鄂南大地，永远激励着我们，做一个坚韧、忠诚、有担当的人，不辜负她的期望，不辜负那些牺牲的革命先辈，好好生活，不负韶华。

七律·念母忆虎花

鄂南春暖映山红，岁岁燃情念母容。
烽火藏心承壮志，寒贫砺骨见情浓。
寻亲踏遍千峰路，护家撑破万重风。
花魂永伴山河在，慈恩长照后人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