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不但与中国青年和青年团（共青团）有着紧密联系，与苏联青年和共青团同样有着紧密联系。1921年8月—1924年7月，任弼时留学莫斯科，约在1921年8月—1922年3月间加入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苏联共青团前身）。1926年10月—1927年4月，担任团中央总书记的任弼时在苏联参加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共青团代表大会。在苏联（苏俄）期间，任弼时与苏联青年、苏联共青团来往密切。他非常重视中苏两国青年友谊的发展，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仍然关怀着中苏青年的交流互访事业，给予了大力支持。

    一、亲邀苏联共青团来华

    1947年3月18日至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指挥了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五大书记在西柏坡汇合后，又指挥了著名的“三大战役”。在军事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背景下，新中国成立在即。为了进一步团结全国青年，组织他们建立一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生力军，迎接全国解放，建设新中国，中共中央决定在1949年4月10—18日在北平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经历了长期的筹备过程。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转战陕北途中

    1946年，任弼时率先直接提议和倡导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5月，在听取中共中央青委工作人员何启君及山东青救会负责人杜前等关于青年工作情况的汇报后，又经过了调查研究，长期领导青年工作的任弼时敏锐地认识到，新的形势迫切要求青年工作要提出新的奋斗纲领和组织形式，为党的事业培养一支积极奋斗的突击力量，便指示中央青委研究建立青年团事宜，以便更好地发挥青年的作用。经过党中央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会议的反复讨论和研究，同年11月5日由党中央向全党发出了任弼时主持起草的《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从1946年5月到1949年4月这将近三年的时间里，任弼时作为青年团组织重建的主要领导者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在青年团重建过程中，任弼时从各方面关怀着青年团的成长。他不但直接领导了试建、筹建青年团的工作，而且亲自审阅修改了《关于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议（草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章程（草案）》、团的工作纲领、团的章程、各种报告，有时还参加讨论。每次见到冯文彬等负责人，总是问得非常仔细，常常在谈话时问：“有什么困难没有？需要我帮助什么吗？”1949年2月18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成立，任弼时为主任，冯文彬、廖承志，蒋南翔为副主任。1949年3月7日，冯文彬向任弼时报告团筹委常委会会议：“团的大会上您的政治报告，大家觉得很难写，不知道写些什么内容，是否请您自己准备。”任弼时得知后，在病中亲自起草了长达一万二千多字的政治报告。4月6日，又将他亲自起草的在团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稿送毛泽东阅正。9日，毛泽东批：“看过，同意。”

    1946年9月13日，任弼时在延安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座谈会讨论《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他在讲话时说：“苏联的共青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建设，是起了很多好作用的。”但是，因为中苏友谊“长期受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力图破坏和阻挠”，苏联共青团虽然具有光辉的革命历史和丰富的工作经验，与中国青年团（共青团）交流并不密切。任弼时意识到，随着国内国际局势的稳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是一次开启中苏两国青年团（共青团）交流互访，增进中苏友谊的绝佳机会。于是，1949年3月20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主任任弼时联名副主任冯文彬、廖承志、蒋南翔特邀苏联共青团派遣代表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3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设法将该邀请电转达莫斯科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4月，苏联共青团派遣代表来华祝贺、参会、交流。

    二、抱病亲自接待苏联共青团代表

    1949年4月11日，春光明媚，古都北平到处洋溢着朝气蓬勃的景象，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王府井帅府园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礼堂内正式开幕。12日，任弼时抱病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任弼时同志步入会场，走向讲台时，全场代表们怀着崇高的敬意自动起立，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三百多名代表在台下聚精会神地聆听他的教诲。但报告作了一半，他竟没有气力支持下去了，经过几次劝说才由荣高棠同志代读完。这种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和示范作用，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任弼时作政治报告

    4月18日上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致推举任弼时为团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并推举冯文彬任团中央书记，廖承志、蒋南翔为副书记，下午大会闭幕。同日，病情严重的任弼时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搬进北平西郊玉泉山休养。

    因为苏联共青团代表是第一次来华交流、访问，任弼时非常重视，大会期间多次代表党中央接见。大会结束后，任弼时亲自带领团中央新选出的领导班子冯文彬、廖承志、蒋南翔等乘车前往苏联共青团代表驻地——北京饭店看望。

    苏联共青团代表的几位负责人在国内便听说过任弼时的“大名”，他是中国第一代赴苏留学生中的具有较高威信者之一，留学期间加入过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苏联共青团前身），是苏联党、团高级领导熟识的亲密朋友，因此早早地在门口迎候。任弼时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问候，亲切地对他们说：“毛主席和党中央派我们来看望大家，向同志们问好！”任弼时虽然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但考虑到中方人员大部分不会讲俄语，他的讲话是通过翻译转译的。苏联共青团代表负责人听后长时间热烈鼓掌。任弼时肯定了苏联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支持，表示将继续学习苏联经验，进行经济建设，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是在苏联人民的帮助下，取得了最后胜利。今后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也要向苏联人民学习，走社会主义道路！”苏联代表点头表示同意。任弼时随后又表示，中国不但要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还要在以后和苏联加强交流合作：“但是，中国人民和各级干部还不太熟悉苏联，特别是不太了解苏联人民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今后，我们要陆续派出代表团到苏联进行考查、访问，还要增派留苏学生；同时也希望贵国派团来中国访问。通过互访增进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苏联共青团代表负责人高兴地说∶“来华前，斯大林同志嘱咐我们要做好两件事。一是给中国同志带来苏联人民的友情和敬意；二是让我们很好地向伟大、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学习。”这时，他们捧出一个带有团旗的盒子双手递给任弼时，说：“这是我们特制的‘苏联共青团纪念章’，送给中国同志，表示对‘中国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祝贺！”
任弼时微笑着接过苏联朋友赠送的礼品，立即指示把这些珍贵的礼物分发给中国与会代表和工作人员。大家把这些制作精致、美观的纪念章戴在胸前，情不自禁地和苏联同志一起手挽手唱起《国际歌》，边唱边跳，气氛十分热烈、融洽、友好。苏联共青团代表归国前，任弼时带领团中央领导又再次亲自前往北京饭店看望苏联共青团代表，并在前门外全聚德烤鸭店设宴招待。

    中方的热情接待，为苏联共青团代表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中苏两国青年的友谊在真挚、热情的交流中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三、病逝前夕亲自接见“中国青年访苏代表团”

    考虑到中苏关系对新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有着重要影响，为加强与苏联的合作关系，中共中央1949年5月决定派以刘少奇为首，王稼祥和高岗参加的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同斯大林直接会谈，切实解决两党和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刘少奇一行于6月26日飞抵莫斯科，秘密访问苏联。这是自1940年周恩来、任弼时从莫斯科回国以来，中共中央派出的第一个访问苏联的高级代表团。尽管这是一次秘密访问，苏方对代表团的接待和欢迎仍然十分周到和热烈。

    中共代表团在与苏方的会谈中，提出：苏联最好在管理国家、进行经济建设、开展外交活动方面给新中国以建议和帮助；帮助新中国培养建设和管理人才，派专家来华，派教授到中国讲学，接待中国到苏联参观学习的代表团，接受中国赴苏学习的留学生；等等。对于中共代表团的要求，总的来说，斯大林和联共中央还是比较重视的。此后，中苏之间的来往日益频繁。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两国人民和青年的长久深厚友谊“空前巩固起来了”。

    随着中苏关系日趋密切，中国青年团与苏联共青团的交往互访活动也更加频繁起来。

    1950年4月29日至1950年5月26日，应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邀请，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尼·米哈伊洛夫为团长的苏联青年代表团来中国，参加建国后第一个“五四”青年节活动。两国的青年工作者交流了经验，这次交流是“中苏两国青年的友谊飞跃发展的最好的例证之一”。

    1950年10月20日至1951年1月14日，应苏联共青团邀请，中国派出第一个青年代表团访问苏联。团长是冯文彬，青年团华东工委书记李昌、总政青年部部长王宗槐担任副团长。成员有项南、吴学谦等青年工作者，战斗英雄郭俊卿、张明、赵兴元等军队代表，还有各界著名人物如越剧演员袁雪芬和劳动模范田桂英等，共七十多人。

    任弼时1949年12月—1950年5月在苏联疗养。在疗养期间，曾向李富春、叶季壮、马文瑞感慨，苏联三十年可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坚定地说：“我想我们新中国，经过三十年的艰苦努力，也同样会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但也许是担心代表团在看到苏联的缺点、不足、困难和艰苦的生活后，会感到奇怪和失望，继续分管青委工作的任弼时在代表团出发前，先后接见了“中国青年访苏代表团”主要负责人。

    青年访苏代表团分两批去苏联，考察研究苏联共青团的工作。冯文彬、李昌率代表团的多数同志，于1950年10月20日启程赴苏联。冯文彬、何启君等出发前，任弼时接见这一批代表团时指示：“你们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访苏青年代表团，要好好学习苏联共青团工作经验，加强中苏友好团结”。对己克俭却对他人关切的任弼时还在生活上特意叮嘱团长冯文彬∶“要多带衬衣、袜子，要穿暖一点。”当冯文彬回答他每人发了两件衬衣时，他说∶“应该还多带两件。”王宗槐因正在组织召开全军第一届青年工作会议晚走了几天。10月23日会议结束。24日，任弼时同志把王宗槐和新疆自治区团委书记阿斯哈提等找去谈话。他抱病介绍了苏联及列宁共青团的情况，嘱咐大家多看、多听、学习长处和经验，增进了解，传播友谊。听了任弼时的介绍，大家对访苏心里才有底了。

    大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竟是任弼时留给他们的最后教诲。10月27日，任弼时因脑出血离世。“中国青年访苏代表团”听闻这一噩耗时，难以置信的震惊和巨大的悲痛顿时向他们袭来。冯文彬回忆说：“我们呆住了。好像受到晴天霹雳的袭击，我想起和弼时同志临别时的谈话，想起以往接触弼时同志的一切，我的眼泪不能抑止地夺眶而出。自己觉得有说不出的难过和悲痛。”
何启君回忆说：“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我难以控制自己，忘记了置身国外，匆匆冲进住房，一头倒在床上，嚎啕大哭起来。”王宗槐回忆说：“我们感到很震惊，万万没有想到三天前弼时同志的谈话，竟成了对我们的最后的教诲；那次告别竟成了诀别。”

    任弼时作为中国青年最亲密的导师，中苏两国青年友谊的重要推动者，他的逝世“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中国青年运动来说，这个损失是十分沉重和无法补偿的”，对中苏两国青年友谊的发展而言无疑也是重大的损失！

苏联共青团中央欢迎“中国青年访苏代表团”大会会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