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今年一月八日，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50年了。周恩来精神是他在社会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理想、思想、道德、意态、品格、作风的总和，它是一种价值体系，具有完整的内容。实际上，周恩来的学习精神献是周恩来精神一个重要方面，他一生中始终坚持勤奋学习，而且提倡培养学习精神，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评价的那样：“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份子。”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在峰火连天的革命岁月，在百废待兴的建设年代，总有一盏书灯在周恩来的案头常明。少年时“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铿锵誓言，到暮年时“活到老，学到老。”的执着坚守，书籍始终是他最忠实的伙伴，最锐利的武器，最温暖的慰藉，他的读书故事，不仅是一个人求知的历程，更是一部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的精神史诗。

    立志高远 发奋读书

    古人云：有志者事竟成。立志是一个人成功的前提，只有志存高远，才能让人励志不息。出身书香世家的周恩来在他少年时代就立下了宏伟的志向。

    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随同回淮安探亲的三伯父周贻谦到东北读书。开始，他到铁岭县银州镇的银冈学院读了半年书，然后转入春天（即沈阳）第六两等小学堂，该校在辛亥革命后改名为秦天东关模范学校。这所学校除教一些经书外，能常给学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课程包括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英文、图画、唱歌，体操数十门。这些课程给他展现了一个新天地，他在学校里学习非常勤奋刻苦，各门功课名列前茅。

    据记载，他在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期间，有一位叫高亦吾的老师，常给同学的讲述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的故事，痛陈国家弱小被众烈强所欺辱的时局，鼓吹反清革命，把章大炎的文章和同盟会的刊物以及时事报刊介绍给他们阅读,正特别把邹容所著的《草命军》小册子借给了周恩来。还有一位姓毛的地理老师,倾向于康梁的维新思想,也常常向他介绍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书籍,深受两位老师的影响，周恩来开始关心国事并从此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中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以及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先进取精神。当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清息传到学校后，他就立即剪去了辫子，以表示与清王朝的决裂。

    有一次，东关模范学校的魏校长（当时兼任修身课的老师）在课堂上问同学们：“读书是为了什么时？”，有的同学回答“为光耀门楣而读书”，有的回答“为明礼而读书”,也有的回答“为个人的前途而读书”，还有的回答“为家父而读书。”当问到周恩来时，他回答：“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魏校长听后大为震动，一个孩子能有这等抱负、这等气魄，真是难得啊。他情不自禁连声称赞道：“好啊！好啊！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同学们，有志者当效周生”。

    “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是周恩来的宏伟志向。他后来在南开读书时，还写有一篇《尚志论》的作文，文中直言：故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并例举有志者当效“探新大陆的哥伦布”、“竖自由旗之华盛顿”、“闻鸡起舞之刘思”、“击楫中流之祖逖”，充分表明了周恩来当时立下就是公而忘私，为国为民的鸿鹄之志。

    周恩来刚入南开学校读书时英文基础差，为了攻克这一难关，提高英文水平，他学习非常勤奋，每天早晨起床后、将洗漱和吃早饭之外的时间以及中午和下午的课余时间全部用来学习英语，进入二年级的时候，他的英文水平已经相当好了。在南开读书时，周恩来非常俭朴，生活和学习费用主要靠伯父支持。由于他品学兼优，第二年学校破例免除他的学杂费。《同学录》中说：“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能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造就斯绩。”正是这种拼搏精神，周恩来在1917年6日以优良的成绩毕业于南开学校，并获得“国文最佳者”特别奖。

    即便在重病中，周恩来也没有忘记学习。1935年8月，红军在四川毛尔盖卓克基一带休整，周恩来突然病倒，体温高达39.5度，直到第三天才稍好一些，也仅仅能勉强坐在铺上，他就要学习，叫警卫员拿了文件，书报给他看。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工作千头万绪，他日理万机，每天工作都是十几个小时以上，甚至有时忙得连轴转，但他仍然得持着青年人的学习劲头，见缝插针，有点空闲时间就读书学习。1959年3月18日，周恩来用“翔宇”的名字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三八之日’虽未通话，却签了一个贺卡，而且还是三十年前的笔名，你看了也许引起一些回忆，老了，总不免有些回忆，但是这个时代总是要求我们多向前看，多为后代着想，多想青年学习，偶一不注意，便是落后的危险，还得在鼓干劲、前进再前进啊！

    其实，早在1914年，周恩来就写了一篇为《一生之计在于勤论》的作文，专门论述勤奋的重要性。在文章中他说道“欲筹一生之计划，舍求学其无从。然学而不勤，则又何贵乎学。是故求学贵勤，勤到一生之计足矣。人人能勤，则一国之事定矣。”他指出了勤奋的重要性，如果不勤奋，不仅学习搞不好，恐怕国事也要耽误，原因就在于“人之一生求学，惟青年最大之时期，基础立于此日。发达俟乎将来。无勤持扶灌注之，安能得良好之结果哉！”

    博览群书  广泛阅读

    周恩来读书十分广泛，他一生博览群书，从马列著作到西方资本阶级启蒙学者著作，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古代到近代，从中国到外国，包括政治、历史、哲学、经济、文学、军事、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他都深入学习，广泛阅读。

    周恩来四岁时在老家淮安开始认字和背诗，五岁上私塾，到1924年回国，这22年间，他先后在淮安、东北、天津、日本和欧洲求学读书。幼儿时读过古典经典、古典小说、古典史书。尤其喜欢读历史小说，他曾用自己节省下来的钱买了一本《史记》，熟读后还讲给同学听。青年时对时事新闻、国家的前途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先后读过资产阶级改良派、西方启蒙思想家以及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杂志，总之，当时能找到的书他都来读。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中有个读书会，他常去参加，与知识台子畅所欲言，探讨问题，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知识分子也深深被他的学术所折服。候外庐回忆说，周恩来在讨论会上的发言是一种完全以平等身份发表意见、探讨问题的发言。事实上，周恩来的意见只要一经提出，总被大家接受、采纳、奉为原则。他们意见能有这样的力量，并不是由他的地位所决定的，而是由他在大量的学术问题上，就如同在政治问题上一样，都有敏锐的洞察力、透彻的分析力、准确的判断力所决定的。

    1917年12月22日，周恩来给南开中学陈颂言的信中，谈到旅日留学生活说：“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乃争权者犹红其眼磨其拳,不顾生死,哀哉!苦吾民矣,为之奈何!”1918年1月25日、26日，周恩来在日记中评论前日学生归国从政之事，认为他们“求学不足还是小事，最大的就是没有真正立身的根本与这个恶劣的社会交战。”并表示来日本求学，“就得炼铁石心肠、钢硬志气，不为利动，不为势屈。”学习要淡泊明志，如过一味追求名利，必然被名利所困，而志行不远。有了大志向，就要为国出力。同年2月6日，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1920年11月29日，周恩来领导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周恩来不仅没有屈服于警察的威慑，而且表现了自己的勇气。他始终坚持斗争，坚持带领狱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使马克思主义又得到了传播。据资料记载，他连续几个晚上给狱友介绍了马克思学院中关于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和马克思传记、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史、资本论等等。

    1922年，周恩来在法国留学时，担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之后，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会，组织青年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出版了理论刊物《少年》，周恩来在上面发表了许多马点思主义的文章，进一步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27年，虽然政务十分繁忙，但他仍然坚持广泛读书、拓宽自己知识面，即秉乘通晓马克思主义，又通晓其它领域科学知识的读书理念，并将这一思想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就是“十年文革”之中，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使文教、科技和出版工作受到严重破坏，周恩来坚持抵制这种错误思想，提出了一些关于读书学习的正确思想，在谈到英语翻译时，他认为，要把英语翻译得恰当，就必须学习和懂得多方面的知识。“不懂这些知识，做翻译就译不出来。”因此他指出：“现在有的中学英语课本，只有政治词汇．没有生活词汇，实在不适用，应当修改。政治语言和生活语言可以一并学，空际上也不能分。”外语教学有个基本功问题，不光要掌握外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做好听、说、读、写、译五个字，还要懂得历史、地理。不仅要读中国地理、历史，还要读世界地理历史。自然科学也要懂一些。在谈到书籍的出版工作时，他批评说：“现在书店里中国和外国历史书都没有。不出历史，地理书籍，是个大缺点。”为此他提出：“现在要出一批书，要广开言路。读马克思、列宁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是主要的，但也要读历史、地理、读哲学。有些青年连世界地理位置、重大历史事件都搞不清楚，知识面越来越狭窄，这不行。”

    慎思明辨  学以致用

    周恩来读书并非人云亦云，而是善于把书本知识与是实际相结合，进行分析思考，主张“思之思之，神鬼通之”皆同“慎思明辩”，反对“浅尝辄止”。他强调：“是事要仔细想，分折研究、看是属于哪一类性质，其后果如何，写析好的一方面，同时也要分析坏的一方面。要培养思考的能力，头脑不但要记忆，并且要想，必须要多的思考，多分析研究。

    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之下，内忧外患、民不聊生。这种残酷的现实激发了周恩来强烈的爱国热情，他多次发表自己的看法，呼救救亡图存。1915年冬，他在《或多难以固邦国论》一文中写道：“自海禁大开,强邻逼处。鸦片之役,英人侵我；越南之战,法人欺我；布楚之约,俄人噬我；马关之议,日人凌我；及乎庚子,诸国协力以谋我。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岌岌乎不可终日。”他疾呼：“事急矣!时逼矣!非常之势，多难之秋，至斯亦云极矣！”“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在《中国现时之危机》的全校演说中，周恩来分析了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指出中国已处于极其危险的状态，他呼吁青年学生们当此国家危难之际，应“闻而兴鸡鸣起舞之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念。”

    周恩来读了许多中西方思想家的著作，但并没有盲从，而是对各种观点进行思考，找出各自合理的因素，从中得出有用的启示。《子舆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能折衷言之欤》.《共和欧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论》《我之人格观》《试论奢靡二说》等，都体现了他“慎思明辨”的特点。

    在《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一文中，周恩来经过思考认为，老子“退让”与赫胥徐的“竞争”二者之间并非“冰炭不同炉”，他们有共同点，都认识到“新陈代谢物质循环而演成日新月异之物质文明世界”这一“常道”。并认为：“莽莽大地，其有倡老赫二氏退让竞争主义者，吾虽为之执鞭亦欣慕焉。”。

    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善于思考的良好习惯对帮助周恩来辩论分析与解决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对旧教育的认识上，他现身说法，以自己为例，认为“资产阶级教育总给了我们一些知识，也使我们获得了一些组织能力，这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但同时他又强调“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应该加以批判”。在对历史的认识上，他主张用“历史唯物主义眼光来分析历史，”继承历史上有利于人民的传统，否定有害于人民的东西。

    “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1943年31月18日，重庆红岩村的春夜带着山间的清寒，一盏油灯在简陋的房间燃得正稳，周恩来坐在桌前，提笔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以明心志，其中一条就是提出了自己的读书方法：“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同年11月，周恩来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对“要则”作出深化和补充，再次强调“必须从专而精入手。”这就是周恩来的“精专”读书法，即读书贵在精而不在博，重在深度而不在广度。

    “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这十二个字，不是纸上谈兵的空洞说教，而是他从童年私塾到革命岁月，从烽火战场到治国殿堂，用一生实践沉淀出的读书智慧。

    周恩来的“精专”读书之道，早在童年便已埋下种子。他出身书香世家、宋代先祖周敦颐的治学基因，在他身上化作了对书籍为敬畏与执着。五岁入家塾，嗣母陈氏的启蒙教育让他早早与文字结缘，而真正塑造他读书品味的，是那些藏着进步思想的“精品之书”。1908年，父母相继离世后，周恩来在表舅龚荫荪的书房里找到精神的灯塔．龚荫荪身为革命党人，藏书多为秘不示人的进步书刊，这位好学的表外甥凭借过人的聪慧与求知欲，成为了书房的破例使用者。在这里，他没有沉迷于消遣性的读物，而是一头扎进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和邹容的《革命军》，深夜的书房里，少年周恩来借着油灯的微光，逐字揣摩“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深意，将“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呐喊刻进心底。他不是浅尝辄止地翻阅，而是对着破碎的时局，将书中的智慧转化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多年后，他仍深情回忆：“表舅是我政治上的启蒙老师”，而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经典著作，正是他读书当如沙里淘金、唯有取其精华、方能滋养心灵、启迪思想。

    青年时期的周恩来，在求学探索中进一步深化了“精专之道”。东渡日本留学时，他虽身处异国他乡，却始终保持着“读书不虚度”的准则。《旅日日记》中记载的十几种书刊，看似涉猎广泛，实则即围绕着“济世穷”的核心目标。他阅读《新青年》对“民主”“科学”的主张极端赞成，将从前的“谬见”一一摒弃；研读《露西亚研究》，细致摘录俄国党派情况，敏锐预判布尔什维克将成为推动历史的力量；品读梁启超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则由意大利的统一历程联想到中国的救亡图存，感慨触意添了许多。此时他，每读一本书都带着明确的目标，或印证思想、或探寻真理，或借鉴经验。留欧期间，他面对纷然杂陈的思潮，没有迷失在各种学说的漩涡中，而是集中精力研读英文版《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他节衣缩食买书，利用散步时间赴书店翻书，甚至对照多个版本推敲语义，最终在反复研读中与实践验证中，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立下“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的，并且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的誓言。

    革命战争年代的烽火岁月，没有磨灭周恩来对读书的执着，反而让“宁精勿杂，宁专勿多”的原则更具实践价值。在延安的窑洞里，他重温马主义哲学著作，不是死记硬背教条，而是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深入思考，将书中的理论转化为指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的策略智慧。即使在行军途中，他的行囊里也总装着几本核心著作，休息间隙便拿出来研读，在马背上、在油灯下，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思想的升华。他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读书求精不求多，非不多也。惟精乃能运多,徒多徒烂耳。”这种清醒的认知，让他在战火纷飞中始终保持清晰的思想和坚定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依然坚守着“精专”读书法，用知识滋养治国理政的实践。1958年到1961年间，毛泽东四次提倡领导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周恩来积极响应，于1960年2月在广东从化召集国务院、书记处等领导同志组成读书小组，开启了一段为期20多天的“精读之旅”。面对近27万字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没有走马观花的诵读，而是带领大家逐章逐节诵读、讨论，三次作系统发言，对书中的观点进行批判性吸收。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他更是精研不辍。据《共产党宣言》首译者陈望道回忆，197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期间，周恩来还曾用英文与他探讨译本中的细节，其对文本的熟悉程度令人惊叹﹣﹣他早已通读英文、日文、法文等多个版本，通过细微的文字差别，精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真意。

    周恩来的“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从来不是封闭僵化的“死读书”而是“活学活用”的智慧。在卷帙浩繁的书海中，他始终如一位执着的淘金者，不为泛滥的信息所扰，只为探寻真理的精粹；如一位深耕的农夫，不求广种薄收的虚华，只为收获经世致用的硕果。

    “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1898年，周恩来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学习成绩也一直优秀。未满八岁时，周恩来已能自主阅读《西游记》《水浒传》等古典小说，那些惩恶扬善、忠义爱国的故事，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

    淮安城内的关忠节公祠，是少年周恩来常去的地方。养母陈氏总会给他讲述抗英名将关天培为国捐躯的壮举，祠内的匾联碑刻、英雄事迹，让他早早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深意。那时他或许还未完全明白民族危亡的沉重，但英雄的精神已通过书籍与故事，融入他的品格底色。《醒世恒言》《西厢记》等典籍则让他领略传统文化的智慧，那些蕴含在故事中的处世之道，人情世故，成为他日后待人接物的隐性教材。多年后，在西安事变的紧急关头，他能精准引用《施公案》中《连环套》的故事分析张学良的处境；在庐山会议的艰难时刻，他借《醒世恒言》中谣谚抒发心境，足见少年时的阅读积累早已内化为他的思想养分。

    1902年，12岁的周恩来离开淮安，远赴东北求学，这成为他“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在奉天东关模范学校，他第一次接触到西学教育，更亲眼目睹了日俄战争后东北大地的疮痍。在东关模范学校的历年里，他精读了《史记》、《汉书》等书籍，从历史兴衰中探寻治国之道，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一位老师曾赞许：“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学生！”

    1917年，19岁的周恩来东渡日本求学，临行前他写下“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诗句，将读书与救国志向紧密结合。在日本期间，他广泛涉猎西方思潮，更从译文中读到了《共产党宣言》，这部经典著作让他对改造中国的道路有了新的思考。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毅然回国投身革命洪流。在天津南开学校，他组织进步团体，创办刊物，将书本知识转化为革命行动。1920年，周恩来赴欧洲勤工俭学，在异国他乡的工厂与课堂之间，他抓紧一切时间读书学习。无论是在巴黎的咖啡馆，还是柏林的图书馆，他总是手不释卷，系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深入了解欧洲各国的社会状况，最终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段时期的阅读与实践，让他形成了务实的思想作风，正如他后来所说：“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读书与思考相结合，才能真正化为智慧。

    长征路上的烽火岁月，是对周恩来读书意志的极致考验。在雪山草地的艰难跋涉中，他始终将一本《共产党宣言》贴身携带，视若珍宝。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在饥寒交迫的行军途中，成为他坚定信念的精神支柱。每当宿营休整，哪怕只有片刻时间，他也会取出书卷阅读，在昏暗的马灯下，用红笔圈点批注，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融入革命实践。

    1942年，周恩来因小肠手术住院，躺在病床上他仍不忘读书，特意让邓颖超带来《唐诗三百首》和《白香词谱》。在病痛的折磨中，古典诗词的韵律与意境成为他舒缓身心的良药，也让他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中始终保持着一份人伦情怀。解放战争时期，即便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紧张时刻，他仍坚持阅读历史书籍，从《资治通鉴》等典籍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为新中国的建设做着知识储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日理万机的工作让他连看小说都成了奢望，但读书的习惯从未改变。中南海西花厅办公室里，两个书柜摆满了各类书籍，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全传》、《列宁全集》等经典著作，也有《世界知识年鉴》、《山阳县志》等工具书和地方史志，还有他始终喜爱的《鲁迅全集》。他的秘书回忆，总理看书极其认真，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章节，他逐字逐句圈点画线，写下密密麻麻的批注，将书本知识与国家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

    为了处理国家政务，周恩来的读书始终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实用导向，在讨论河流治理时，他特意让秘书借来《山阳县志》,从地方史志中查找地理资料，为决策提供依据；处理外交事务时，《世界知识年鉴》是他案头必备的工具书，遇到不确定的人名、地名或历史事件，他总会亲自查阅核实，确保外交工作的准确无误。

    周恩来的读书视野极为广阔，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中国历史到世界地理，无所不通。他曾强调：“读马克思、列宁是主要的，但也要读历史、地理、读哲学、自然科学也要懂一些。”在“文革”的特殊年代，面对古典书籍被斥为“四旧”，青少年无书可看的困境，周恩来挺身而出，坚决抵制极左思潮。1971年，他专门召见出版部门负责人明确指出：“旧小说不能统统看作四（旧）”，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来看问题。”在他的亲自指示下，《西游记》《红楼梦》等四大名著得以再出版，让无数青少年重新获得了阅读经典的机会。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宏愿，树立了民族复兴而求索，为理想信念而奋斗终生的光辉典范。总理的一生，是孜孜不倦、勤奋好学的一生，是生命不息，学习不止的一生，他将个人志向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将学习作为服务人民、建设国家、追求真理的根本途径。这种精神，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也为我们新时代的奋斗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