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既苦难深重，又灿烂辉煌。

    也从来没有哪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敢于牺牲，敢于担当，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中共第一届麻城县委，就是中国共产党无数基层组织中，一个闪耀而杰出的代表。

    一、许党救国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麻城，三座大山重重压迫，兵灾天祸接二连三，广大群众民不聊生。

    191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元年，麻城优秀青年王幼安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在这里，他深受董必武思想影响，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

    19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学校革命空气更加浓厚。第二年，22岁的王幼安在董必武、陈潭秋介绍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麻城县的第一位中共党员。

    1923年，王幼安从省一师毕业，回到麻城高小任国文教师。在学校，他秘密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救国救民思想。

    恰在这一年，蔡济黄、刘文蔚、桂步蟾、王树声等同时进入高小，成为王幼安的学生。他们聚拢在王幼安周围，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湘江评论》《武汉星期评论》等书刊和有关俄国十月革命小册子，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爱国行动日益高涨。

    在王幼安的学生中，蔡济黄的学习成绩最好，总是全校第一名，会画国画，大家都称他优秀生。蔡济黄为人处事稳重，深受进步同学欢迎，同学都很听他的话。

    蔡济黄自幼家境贫寒，早年随父亲一道在教馆读书时，对劳苦大众怀有深厚的阶级感情。他喜欢与贫苦农民打成一片，干活不怕脏不怕累，经常在劳动中与农民聊天谈心。有次夏天，蔡济黄从学校回家，突然天降雷阵雨，看见农民蔡光福家劳力少，就冒雨去帮助挑回割倒的小麦，连饭也顾不得吃。他的族亲伪旅长李柱中见他年轻文化好，曾找他去当私人秘书，他坚决拒绝不干。

    1924年国共合作后，全国此起彼伏的反帝斗争怒潮波及到麻城。王幼安、蔡济黄、刘文蔚、王树声等进步师生，联合各界爱国人士，掀起抵制日货爱国运动。他们进出各家商店，检查日货，盘点登记，将查出来的日货聚集起来，付之一炬。

    麻城高小附近有意大利天主教堂附设的男女小学各一所。有一个家境贫寒又渴望读书的学生，被迫入了教。他入学后，专心攻读，有时忘记“作礼拜”，主持教务的外国传教士就借口把这位学生开除了。消息传到县高等小学，全校师生哗然，推选王树声等作代表找传教士评理，戳穿其假传教之名，行麻醉、毒害中国人民之实的鬼把戏。谁知，官府与传教士狼狈为奸，不但不听他们申辩，还下令县高等小学开除带头闹事的王树声。

    王幼安得知后，立即发动全校师生罢课，组织上百名师生浩浩荡荡赶到县府，挺身而出与官府交涉。在师生们的强烈要求下，官府不得不收回开除王树声的成命。

    王幼安自幼精通医道，除了在学校、家里传播革命火种，他还利用寒暑假进行革命宣传，奔走呼号在劳苦大众之中。在给家乡石糟冲一个叫王泽继的贫苦农民看病时，王幼安由穷人得病谈到穷人苦，再谈到穷人革命，并对他说：“现在中国不得了，不革命就要亡国，穷人不要光发田地的愁，将来革命成功，都要公。但穷人要获得土地就得革命，革命一定会得到成功的。”

    1925年春，蔡济黄、刘文蔚考入启黄中学，桂步蟾考入武汉中学，王幼安受保守势力排挤离开麻城，到武昌省立第五小学任国文教员。他们在王幼安带领下，与早一年考入武汉中学的刘象明、邓天文、徐其虚，以及其他在汉读书的麻城学生一起，聚集在董必武、陈潭秋周围，逐步领受共产主义真谛，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党的旗帜下，他们庄严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党的纪律，代表工农利益，万一牺牲，不连累别人。为了救国救民，他们以身许党，决定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终身。

    当年夏，在汉麻城籍中共党员组成麻城工作组，王幼安任组长，蔡济黄、刘象明、刘文蔚等为组员。为加强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工作组受董必武指派，利用暑假回到麻城，深入全县各地宣传马列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思想，培养进步青年，启发农民阶级觉悟。

    寒假，工作组再次受命回到麻城，在县城无河一道桥统计所组建中共麻城特别支部，王幼安任特支书记，蔡济黄、刘文蔚、邓天文、刘象明、桂步蟾等为特支委员。特支成立后，首先在群众基础较好的乘马岗、顺河等地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师生们并肩战斗，秘密传播革命理想，发展王树声、廖荣坤等一批工农和进步知识分子入党。

    麻城革命的旗帜，从此高高竖起，一直飘扬。

    二、农运洪流

    中共四大后，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来临了。

    1926年1月，湖北省农民协会正式宣布成立。

    夏，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吓得统治湖北的反动军阀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怕学生闹事，下令提前放暑假。奉董必武指示，蔡济黄、刘文蔚等返回麻城，参与中共麻城特别支部领导工作，秘密开展农民运动。他们深入到乘马、顺河等地，分头活动，走村串户，宣传革命道理，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同时吸收积极分子成为中共党员。

    为尽快掀起国共合作高潮，9月，蔡济黄、刘象明、徐子清、刘文蔚、邓天文等，遵照党的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接办国民党麻城县党部，蔡济黄任书记长，并担任中共麻城县特支书记。同时，成立县农民协会筹备处，刘象明、徐子清担任正、副委员长。特支将党员分派全县各地，以建国民党区党部为名,秘密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及农民协会组织。

    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随即控制了湖北全省，麻城农民运动由秘密转为公开。15日，徐子清、王树声等在乘马会馆以建立国民党区党部为名，秘密建立麻城县第一个区党支部——中共乘马岗区支部。18日，王树声在乘马岗东岳庙建立麻城县第一个公开的乡农民协会，史称“庙岗起身”。

    在县特支领导下，各区、乡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相继建立，贫苦农民纷纷加入农民协会。

    王树声、胡静山、桂步蟾等党员家都是地主。为赢得群众信赖，他们带头找到佃户和债户宣告，从今以后再不收租收息，并当场退佃、退押，烧毁地契借约。在王树声直接影响下，许世友、陈再道、王宏坤等先后参加农民协会，走上革命道路。

    麻城农民运动勃然兴起，如暴风骤雨般迅猛发展，其锋芒所向，直指恶霸地主和不法劣绅。农会带领贫苦农民先是清算积谷公款、减租减息、破除迷信，继而发展到抗租、抗债、抗粮、抗税、抗捐，随着阶级斗争的日益激烈，又发展到没收恶霸地主的财产，火烧地主的房屋、田产地契等。

    土豪劣绅对农民运动又怕又恨，他们纠集在一起，有的造谣生事吓唬群众，有的组织假农会，更有甚者，网罗地痞流氓，请来“教师爷”教拳习武、组织红枪会等反动组织，以武力与农民协会公开对抗，竭力阻挡革命洪流。

    12月20日，“麻城北乡一只虎”丁枕鱼仗着是王树声的亲舅公，指使狗腿子捣毁大河铺乡罗家河分会办公场所。是日夜，王树声、廖荣坤带领上千名农会会员将丁枕鱼抓获，将其四处游行示众后送县城关押。接着，乘顺两区农民协会又捕捉了王子历、方勉之等土豪劣绅。为此，汉口《民国日报》专门报导了《麻城农民协会收五毒》的消息。

    1927年春，王幼安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重返麻城，担任县教育局长。他牢牢掌握教育领导权，废除私塾，兴办新式学校和夜校，使学校成为党联系农民的桥梁，成为宣传革命的阵地。

    农运洪流不仅让乡村恶霸胆战心惊，也让县城劣绅感到威胁。1927年初，麻城县商会会长李舜卿和县长刘芳、承审官徐某等人狼狈为奸，大骂“穷鬼反了”，扬言要解散县农会，放出被农会关押的土豪劣绅。县城形势顿时紧张起来。

    中共麻城特支决定先发制人，紧急调乘马区农民武装进城平叛。数千农友打着犁头会旗，高举大刀、长矛、甲鱼叉，浩浩荡荡涌进县城，逮捕大劣绅李舜卿和工会会长罗偏头，罢免刘芳和徐某的职务，宣布“一切权力归农会”。

    其时，麻城县的机构虽然是国民党的政权机关，但实际上已掌握在我党的手中。中共麻城党组织，首次登上了麻城政权的舞台。

    2月，毛泽东主办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班。为加强党对农运工作的领导，县委选送刘文蔚、桂步蟾、龚正华赴讲习所学习。

    3月4日，湖北省农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麻城县委派刘象明、曾赛珠（女）、屈伸武、曾焱仪（女）4名代表参加。大家经过一系列学习和讨论，深刻意识到亟需一批有经验的农运干部。当月，县农会在县城考棚举办三期农民运动训练班，培训农运骨干300余人。这些人结业回乡后，开仓放粮，减租减息，惩处劣绅，武装农民。

    麻城农民运动如暴风骤雨，席卷山区平畈。至1927年5月，全县有13个区340个乡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12.4万人，会员总数居湖北省前列。麻城革命声名鹊起，便肇始于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

    三、武装斗争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此时，武汉国民政府还与我党处于合作状态。

    逃亡在河南省光山县新集镇的麻城土豪劣绅丁岳平、王九聋子等以为时机已到，疯狂反扑，纠集当地反动民团和红枪会上万人向乘马、顺河两地反扑过来。他们大肆搜捕革命同志，疯狂烧杀劫掠，制造了耸人听闻的“麻城惨案”。

    月底，反动武装包围了麻城县城，叫嚣“要清党，要报仇，要放人！”麻城特支临危不惧，一面指挥城关的工人、店员和撤进县城的乘顺等地农民坚守城池，英勇抗敌，一面派王树声赴武汉请求救援。董必武和毛泽东派来“麻城惨案”调查委员会，并派出农讲所一大队200余学生武装和省警备团1个营，水陆兼程，驰援麻城。

    学生军接近麻城城郊时，反动地主武装望风而逃，仓皇撤回在乘马的老巢，麻城之围不救自解。17日，学生军进入县城，麻城群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18日，中共麻城特支、县农协在城隍庙召开欢迎大会，根据《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公布李舜卿、丁枕鱼、王子历罪状，当场予以处决。

    随后，学生军挥戈向北，连克罗家河、方家湾、熊家冲等会匪窝点，击毙土豪劣绅、会匪头目、“老师”及会匪200余人，驱逐红枪会匪至河南边界。剿匪战斗取得重大胜利。

    就在这时，中共五大对党的组织建设作出新的规定。根据湖北省委指示，中共麻城特别支部在孔庙正式改建为中共麻城县委员会，上属中共湖北省委领导，蔡济黄任书记，刘象明、刘文蔚、王幼安、邓天文、王树声、徐其虚等为委员，下设城厢、乘马岗、顺河、黄土岗、中（馆驿）宋（埠）边5个区委。

    与此同时，中共湖北省委通过湖北省政府颁布了《农民自卫军管理条例》，并指示各地迅速建立起脱离生产的农民自卫军。按照省委指示，新成立的麻城县委抽调100多名阶级成份好，组织纪律性强，忠实勇敢的敢死队骨干，组建了麻城农民自卫军，由武昌中央农民讲习所结业归来的刘文蔚担任麻城农民自卫军大队长，有长短枪六、七十条，下辖三个排。

    麻城自卫军战士全脱产，平时训练，有敌情时出动作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全脱产群众武装之一，是大别山边界武装割据的开端，是当时麻城革命斗争的有力支柱。

    6月1日，学生军奉命返汉。4日，汉口《民国日报》报道中央农讲所学生军凯旋的消息。29日，学生军黄安籍学员戴克敏，根据参加麻城剿匪斗争的亲身经历，写出《剿灭麻城会匪的经过》一文，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第200期上。

    党领导的麻城革命斗争，翻开了新的一页。

    四、狂飙猛进

    正当麻城人民欢欣鼓舞，庆祝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反动逆流已然袭来。

    蒋介石另立中央后，反动军阀夏斗寅投靠蒋介石，倒戈进攻武汉国民政府。夏斗寅部攻打武汉失败后，窜扰鄂东及麻东北，勾结东八区反动民团，企图进扑麻城县城。光山红枪会也乘机向乘顺地区反扑。县委一面向省府告急，一面组织农民敢死队、义勇队在鄂豫边界的山寨上阻击敌人。

    6月10日，刘文蔚率农民自卫军和乘马农民义勇队奔赴癞痢寨，阻击光山及福田河会匪800余众进犯乘马区，取得胜利。

    12日，光山民团头子纠集反动匪徒万余人，从黄土岗分三路向乘马区破寨岗大举进攻，王树声率麻城农民自卫军与周围群众六七千人奋勇作战，打垮敌人进攻，乘胜追敌40余里。战斗胜利后，王树声提议将破寨岗改名得胜寨，并题写赞歌一首：“英雄得胜寨，破贼树威声。山顶红旗展，豪绅胆颤惊。”

    月底，河南新集红枪会7000余人将杨泗寨重重包围。刘文蔚率农民自卫军96人，在无粮又缺水情况下，用仅有的几支步枪和一丈二尺长的竹矛、土铳以及太平军用过的土炮和滚擂石，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坚守三天三夜后，从悬崖绝壁攀藤而下，安全转移。为纪念该战斗，人们编写歌谣，传唱至今。“高高山岗如铜墙，杨泗大寨在中央。革命战士保山寨，英雄事迹传四方。”“杨泗寨，好高山，九十五人当三千，坚决奋战三昼夜，消灭敌人一百三。”（因一人叛变，群众认为不算数，故为九十五人当三千。）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封闭工会、农会和革命团体，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至此，蒋汪反革命合流，国共合作彻底破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受失败。

    武汉反动政府勒令共产党停止在农村中的一切活动，派员到各地“清党”，强令解散农民协会，收缴农民武装，通缉中共党员。

    蔡济黄等身份暴露的中共党员奉上级指示，赴江南参加叶挺、贺龙部队，由于国民党军队封锁严密，又返回麻城。期间，写下豪迈诗篇：“明月照秋霜，今朝还故乡，留得头颅在，雄心誓不降”。

    麻城县农民协会被迫解散。县委与省委失去联系，决定刘象明、王幼安留在城区继续坚持斗争外，其他成员转至乘顺地区活动。自此，麻城县委进入独立领导革命斗争阶段，对敌斗争更加危险和艰苦。

    为壮大革命武装，县委于7月底在乘马区邱家畈成立县防务委员会，由王树声、徐子清具体负责。各区也成立防务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辖区内的农民自卫军、义勇队和农民群众。防务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军事指挥和筹备武器，防范土豪劣绅反动武装红枪会的进攻。

    8月17日，逃往光山的原西张店民团团总、大恶霸地主王芝庭，纠集新集一带反动红枪会、民团等3000余人，企图打回老巢恢复其反动统治。防务委员会得到这一情报后，将自卫军、义勇队和上万群众，分三道防线布置在北界河要道的两侧地区，前来配合作战的黄安县农民武装则部署在西边山上，负责断敌退路。经过几小时的激战，黄麻两县农民武装击毙王仲槐等匪众数百，活捉并处死了王芝庭。

    这一重大胜利，狠狠打击了豪绅地主的复辟气焰，大大提高了农民武装斗争的规模和战术水平，极大鼓舞了黄麻两县群众坚持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此时，党的八七会议精神还没有传达到麻城。北界河战斗是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后第一场胜利之战，成为两湖秋收起义的序幕和先声。

    为达到消灭麻城农民自卫军目地，乘马区反动区长王既之暗中将自卫军教练官熊振翼拖下水,妄图设计第一排排长余佩芳“拖枪叛变”。县委派王树声赴黄安求援，黄安县农民自卫军和革命“红学”百余人在潘忠汝、戴克敏率领下，连夜奔赴一排驻地东岳庙，逮捕了余佩芳，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叛变阴谋。

    不久，县委和县防务委员会在王家楼对自卫军进行整编，并同黄安县委商议决定，由潘忠汝代理麻城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为抓牢枪杆子，县委制定了铁的纪律：听从指挥，服从上级，勇敢革命，违法受处。自此，麻城农民自卫军忠实勇敢，百炼成钢，成为党领导的一支坚不可摧的力量。

    9月，自卫军东进黄土岗，在土城寨战斗中击毙反动头子丁岳平，一直打到福田河戴家垸，摧毁了沿途20余堂红学会匪驻地。

    麻城县委领导的农民武装斗争如狂飙猛进，刺破了大革命失败后的迷雾和黑暗，吹响了党领导人民武装夺取政权的号角。

    五、九月暴动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党在各地的组织遭受巨大损失，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中。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最终失败，明白无误地提醒中国共产党，不掌握自己的武装是没有出路的，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坚持武装斗争，组建由共产党直接统率和指挥的军队。

    生死存亡之际，党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发动农民秋收大暴动，意在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会后党中央派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负责改组湖南省委和领导秋收起义。湖北省委亦制定了以鄂南为中心、鄂中和鄂西积极配合的秋收起义方针，将全省划分为7个暴动区，派出大批优秀党员分赴各县组织秋收暴动。

    九月下旬，省委派出的代表李悌云（麻城人）在乘马岗北部找到麻城县委，在邱家畈向麻城县委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制定的秋收起义计划。中共麻城县委、县农会和县农民武装领导人蔡济黄、刘文蔚、徐子清、徐其虚、江汉翘、王树声、王宏学、廖荣坤等20余人参加了会议。

    党的八七会议决议的传达贯彻，极大鼓舞了麻城党组织和群众斗争热情。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中共麻城县委、黄安县委于9月间共同发起了暴动，史称“九月暴动”。

    9月26日下午，蔡济黄、刘文蔚等在邱家畈水果寺门前召开3000人的群众大会，刘文蔚在会上讲：“我们共产党是为穷人的，无产阶级要翻身，农民要翻身。就要杀尽土豪劣绅。我们要分田分地。将来我们还要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会后附近几个村的农民手持竹杆、马枪、大刀、长矛，逮捕了一贯骑在人民头上的大土豪张继全，没收了他家的全部财产。

    随后，蔡济黄等分别深入到乘马、顺河等地，相继召集数千人的群众大会，号召群众实行武装暴动，没收地主财产，严厉打击反革命的复辟活动。广大农民群众热烈响应党的号召，高呼“杀豪绅，分田地”，带上刀矛，土铳，扛起锄头、扁担，不分昼夜地搜捕豪绅地主，打开地主的谷仓衣柜，把粮食和衣物分配给贫苦农民。

    在乘马区，党分别组织大河铺、乘马岗、冷水坳的农民召开数千人参加的大会。会后统一行动，冷水坳一带的农民涌向易家桥，没收了恶霸地主陶祖培的家财，大河铺、乘马岗一带的农民也没收了当地土豪的财产。

    在顺河区，林家山和北风嘴一带的农民在蔡济黄、刘文蔚、王树声领导下，在林家山召开1000余人的大会，会后分两路出发，一路到杜家凹、土门，捕捉了土豪“邱麻子”和“八相”，另一路到李斯文、李家楼，捕捉了土豪“灰包”。

    林店、朝阳店、垸店一带的农民，在徐述凤领导下举行暴动，2000余农民手持刀矛、竹杠直奔王合里洼。土豪王仕学闻讯逃跑，农民便将其全部家财贴上封条没收。西张店一带的农民在邓天文等领导下，捕捉了大地主王芝庭的弟弟王润先，没收其全部财产。

    王树声、杨仕典、徐发全等还领导了伍家庙等地的暴动，严重打击了林家中垸地主徐庆华和代家付岗、胡家墩、四口塘等地土豪。

    在党的旗帜指引下，大批热血青年参与到“九月暴动”中。他们中的周希汉参加了打击土豪刘瑞庭的斗争，喻新华参加了打代家村岗大地主的斗争，丁先国参加了打胡家墩、四口塘等地的土豪。

    到9月底，在麻城乘马、顺河两区和邻近的黄安七里、紫云两区，共爆发大大小小的农民暴动三四十起。其时，黄麻两县有组织的群众性武装已达3万人以上，黄安有快枪240支，麻城有快枪百余支，党领导的斗争力量迅速发展。

    以捕杀土豪劣绅为主要斗争目标的“九月暴动”，沉重打击了豪绅地主掌握的地方政权和反动武装，摧毁了乡村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为更大规模发动武装起义积蓄了力量，扫清了障碍。

    剧烈地暴动使土豪劣绅胆战心惊，他们一方面四处网罗流氓地痞，组织“清乡团”等反动武装对革命群众实行报复；一方面勾结国民党第三十军魏益三部，窜犯黄安、麻城，镇压农民起义，“九月暴动”不得不暂时停滞下来。

    六、黄麻起义

    “九月暴动”陷入停滞后，黄麻两县党组织及时向省委汇报情况。

    1927年10月中旬，湖北省委听取了戴季英代表黄安县委的汇报，同时也收到了麻城县委的报告，得知两县尚有相当数量的革命武装和很好的群众基础，决定有效地发动黄（安）麻（城）起义。

    鉴于鄂南、大（冶）阳（新）、黄（梅）蕲（春）起义都遭敌人摧残而失败，省委于10月下旬派符向一、刘镇一、吴光浩、黄赤光、王志仁等经麻城到七里坪，组建中共黄麻特委和鄂东革命委员会。

    11月3日，黄麻特委在七里坪召开黄麻两县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传达省委重要指示，总结黄麻九月暴动和鄂南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成立黄麻起义行动指挥部，决定以黄麻两县的农民自卫军为骨干，以武装群众相配合，首先夺取黄安县城，然后成立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并计划在12月17日（农历冬月廿四）夺取麻城县城。

    为加强对两县武装起义领导，派潘忠汝任黄安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吴光浩任麻城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分别到黄安潘家河、麻城北界河一带整训农民自卫军。

    会后，蔡济黄、刘文蔚、徐其虚等分别到乘马、顺河等区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组织发动群众，积极地准备武装起来。

    得知省委作出黄麻起义决定，一直在县城的刘象明坚决要求参加新的战斗。但县委要求他仍留城关地区，进行夺取麻城县城的准备发动工作。刘象明没讲任何价钱，立即返回到城关开展起义军攻占麻城准备工作。

    为武装麻城农民自卫军，王幼安利用省党部特派员身份，几经周折从驻麻军队孟团长手上买到10支步枪、10套军装和一批弹药。然后，10名自卫军队员伪装成卖柴入城，换上国民党军装，拿上王幼安弄来的通行证，安全出城。

    经过各级党组织的深入宣传和发动，一支以农民自卫军和义勇队为骨干，以广大贫困农民为主力的起义大军，迅速地组织起来，总人数达20万人以上。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已经在黄麻地区酝酿成熟。

    恰在这时，南京桂系集团西征讨唐，武汉唐生智反动当局无力顾及黄麻地区，在客观上给武装起义造成了有利条件。

    11月13日晚10时，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和义勇军3万余名，在总指挥潘忠汝、副总指挥吴光浩率领下，人人胸佩红色赤化带，手持刀、矛、土炮、来复枪、撇把子枪等武器，浩浩荡荡杀向黄安县城。

    与此同时，陈再道所在的麻城农民自卫军第三排在王树声带领下，奉命开赴黄麻光交界的木城寨驻扎，严防河南反动红枪会进犯。

    14日凌晨4时许，起义大军将黄安城围了个水泄不通。“砰、砰……”随着几声清脆枪响，起义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发起攻城行动。很快，黄安城被攻破。数万农军如决堤洪水，涌进城内。杀声响彻山岳，呐喊声震撼大地。

    黄麻起义胜利了，土地革命的旗帜第一次插上了古老的黄安城头。

    18日，黄安农民政府筹备处在县城南门外校场岗举行盛大集会，宣告黄安县农民政府正式成立。这一巨大胜利，给邻近各县广大农民群众以极大鼓励。麻城县委派出21名代表赴黄安祝贺起义胜利，并表示：“你们已经抓到了权柄，故有今日这样的好处。我们回去也一定照你们这样去抓到权柄！”就在这次大会上，麻城21名代表中未入党的15人当即申请加入共产党。

    根据省委指示，黄麻特委将参加暴动的两县农民自卫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农民自卫军为第一路，麻城农民自卫军为第二路，全军共300余人。潘忠汝任鄂东军总指挥兼第一路军司令，戴克敏为鄂东军党代表兼第一路军党代表，吴光浩任鄂东军副总指挥兼第二路军司令，刘文蔚为第二路军党代表，王树声为第二路军副司令。

    受到攻占黄安县城辉煌胜利的鼓舞，麻城县委在西张店召开有500余农民参加的大会，捕捉了当地大土豪陈霞庭，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并积极准备夺取麻城县城。此时，黄麻两县农民义勇队已发展到4万余人。

    黄麻起义打响了鄂豫皖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中国共产党在鄂东、在鄂豫皖边区创立了第一支革命武装和第一个革命政权，它标志着鄂豫皖边界地区的土地革命战争正式开始。这支由起义农民组成的鄂东军，在血与火的革命战斗中，越战越强，越战越勇，成为英雄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最初来源和骨干力量，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

    七、忠诚不阿

    就在黄麻起义胜利的同时，桂系军阀打败汪精卫、唐生智集团，占领了武汉。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告一段落，立即动手对革命力量进行残酷镇压。驻河南潢川的国民党第十二军任应岐部奉命向黄安、麻城地区“进剿”。

    12月初，敌十二军教导师闻清霖部自豫南进攻麻城西张店，图犯黄安城。乘马、顺河等区人民立即动员起来，据守各个山头抗击，敌无力直接进攻黄安城，遂南犯宋埠。

    5日夜，闻清霖部从宋埠出发，经尹家河突袭黄安县城。起义军与敌人展开殊死战斗，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但因敌我众寡悬殊，鄂东军损失惨重，潘忠汝、王志仁等英勇牺牲，吴光浩率领部分同志突出重围。解放21天的黄安县城，又陷入敌手。

    8日，敌又进占麻城。由于攻占麻城消息泄密，任应歧部刚到麻城，即进行阴险毒辣欺骗群众的宣传，扬言“本军已脱离国府关系而独立，实行共产主义”，并大出临时布告，说“凡共产同志，请来报名”，于是，不到一个早晨就有600余人签了名，然后，任匪军点名，将此600余人置于武装士兵包围之下，说：“本军始终反共，今特来剿共……”便发出号声，将这600余人同时枪杀。

    随后侵入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地。豪绅地主和反动分子趁机回乡，伙同国民党军队实施报复。许多村庄被烧掠一空，大批革命干部和群众惨遭杀害。一时乌云盖天，白色恐怖笼罩黄麻城乡。

    尽管敌人大军压境，进行野蛮的屠杀，却扑不灭已经熊熊烧起来的革命烈火。中共黄麻特委没有被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所吓倒，率领黄麻人民顽强地坚持战斗。

    12月下旬，从黄安县城突围出来的鄂东党组织和鄂东军领导人吴光浩、戴克敏等人在木城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离开中心区，留下少数人枪就地坚持斗争，将大部分人枪转移到木兰山一带打游击。随后集合72人和50多支枪，跳出包围圈，转战木兰山。

    这72人中，有徐其虚、廖荣坤、陈再道、肖永正、王宏学、邱江浦、王勉勤等麻城籍战士。中共第一届麻城县委7名成员中，除徐其虚随鄂东军主力转战至木兰山外，其余均留下坚持斗争。

    蔡济黄、刘文蔚、邓天文奉命留下，带小分队回顺河伍家冲坚持斗争。白色恐怖下，蔡济黄等没有蛰伏，而是毫不妥协针锋相对地开展斗争。他们把朱家冲外号叫“凯四老爷”的大土豪抓了，暴露了自己的行踪，遭到敌人搜捕。

    几经艰难曲折，蔡济黄等人转移到林店枣林岗一带，不想被叛徒陈文灼出卖。一天，他们在林店洞门冲赤脚寺开会后，遭到反动民团头子周朗山伏击，3人奋力还击，终因寡不敌众，落入敌人魔爪。

    寒风呼啸，冰冻入骨。敌人将蔡济黄三人绑在林店街闹市“示众”，他们昂首挺胸，横眉冷对敌人，向群众慷慨陈词，宣扬革命必胜。刑场上，蔡济黄、刘文蔚、邓天文高唱《国际歌》，高呼：“天下穷人都拥护共产党，共产党是杀不完的，血债要用血来还”敌人为之变色，群众潸然垂泪。就在他们唱完第二遍《国际歌》时，敌人使用大刀向他们的脖子上砍去……党的三位优秀儿子从容就义于林店河边，他们平均年龄只有22岁。

    为打击敌人嚣张气焰，重建农民自卫军武装，王幼安又从驻宋埠国民党军队中搞到一批枪支弹药。12月8日，王幼安将这些武器装进棺材，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后，就朝县农民自卫军驻地进发了。由于叛徒告密，他们遭到国民党军队拦截，连人带枪全部落入敌手。在狱中，任凭敌人软硬兼施，王幼安都威武不屈，写下新诗100余首，鞭挞黑暗，歌颂光明。

    1928年2月17日，大别山的优秀儿子，32岁的王幼安高唱《国际歌》，高呼“共产党万岁”，在宋埠干沙河畔壮烈就义。牺牲前夕，他写下“马列思潮沁脑骸，军阀凶残攫我来，世界工农全秉政，甘心直上断头台”的壮丽诗篇，以表达自己敢于牺牲、为国为民的情怀。

    一直在县城坚持斗争的刘象明等中共党员遭到敌人悬赏通缉，但是刘象明群众基础非常好，敌人根本找不到他的踪影。

    血雨腥风中，麻城党组织和上级完全失去联系。刘象明曾多次派人到武汉寻找省委，但都没有消息。4月下旬，刘象明决定亲自到省城寻找省委，临行前他对战友们说：“我找到党组织后，一定尽快返回，没有找到党组织也要回到麻城和你们一起战斗！”到武汉后，刘象明四处奔波，寻找省委，一连几天，没有一点收获。5月初，刘象明在汉口龙家巷打听省委消息时，被国民党便衣特务发现，不幸被捕。敌人对刘象明用尽各种酷刑，企图从他口中得到麻城地下党员的名单。面对凶残的敌人，刘象明始终坚贞不屈，怒斥敌酋。敌人无计可施，恼羞成怒，最后将刘象明杀害。

    热血书忠诚，浩气满乾坤。短短半年时间内，首个中共麻城县委7名成员中，有5人先后倒在血泊中。他们在黄麻起义严重受挫后的白色恐怖下，不惧强权，毫不恐惧和退缩，而是更加坚定、更加勇敢地去战斗。他们都是在战斗中牺牲的。他们的英雄浩气，震慑敌酋，激荡山河。

    他们的鲜血不会白流，活着的两名委员王树声、徐其虚接过县委的使命和担当，正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在战斗。

    八、烈焰腾空

    黄麻起义失利后，王树声、许世友、王宏坤等人领导的武装小分队隐蔽在麻北的崇山峻岭中，住山洞，茅棚，依靠群众支持，坚持斗争到1928年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根据斗争形势发展，他们将所带的12枝步枪藏起，化装分散活动。

    1928年2月，王树声扮作“换米”小贩，寻遍安、麻、陂、冈四县的山凹峰峦，终于在罗田三里畈找到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主力。

    鄂东军转移至木兰山后，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在游击作战中逐步壮大起来。为减小目标，黄麻特委和第七军负责人将部队分为4个短枪队，以木兰山为中心分散游击，由戴克敏、徐其虚率一个短枪队北返黄安，廖荣坤、王树声率一个短枪队东进麻城。其余两队分别由吴光浩、汪奠川率领，在黄陂、孝感活动。

    3月下旬，廖荣坤、王树声率领的短枪队在黄陂枫树店镇压麻城福田河反动民团团总彭汝霖。之后东进麻城，消灭白果镇和井家山的民团，缴枪20枝。不久，戴克敏、徐其虚所率短枪队在黄安至汉口大路上，打死人称“曹屠夫”的国民党黄安县公安局长。

    4月初，盘踞在黄麻地区的闻清霖部因和桂系第十八军发生冲突，撤回河南。第七军决定重返黄麻地区，掀起“二次暴动”。

    霎时，复仇的烈火燃遍饱受摧残的黄麻七里、紫云、乘马、顺河等区，乡亲们热泪盈眶地向第七军控诉国民党军队和反动地主“清乡”团的罪行。留守坚持斗争的党员立即动员广大群众揭竿而起，配合第七军向反动势力发起全面进攻，歼灭和赶跑了长冲、两道桥、长塘边、潭家河、料棚等地反动武装。

    第七军边作战边总结，在实践中探索出会跑、会打、会散、会集、会进、会退、会知、会疑的“八会”作战要诀，提出“昼伏夜动、远袭近止、声东击西、绕南进北”的游击原则，在黄、麻、光三县交界的地方实行武装割据，开辟了鄂豫皖边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柴山保根据地。

    受到我党宣传和第七军行动的影响下，7月14日清晨，敌第十八军十一连发生哗变，开进至鄂东军柴山堡新庙驻地附近。敌一个军官手摇白毛巾，向我军展示诚意。

    万一是诈降怎么办？关键时刻，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徐其虚挺身而出，果断地说：“让我去探听个虚实，要是诈降，只牺性我一人，要是真投降，可带回一个连来！”说罢大步向敌军走去。通过接触得知，敌军是真的哗变。徐其虚带来投诚敌军73人，75支枪，其中有30多人自愿当上了红军。

    这是鄂豫皖边区第一次敌人整连的向我军投降。这次投诚，使当时弱小的第七军队伍得到扩充，装备得到改善，对于开辟柴山堡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7月，中共黄麻特委和工农革命军第七军领导人在尹家嘴召开会议，决定将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任党代表，曹学楷任参谋长。全师120人，分编为4个大队，对外称4个团。麻城人晏仲平、王树声、廖荣坤、徐其虚分别任第一大队大队长、第一大队党代表、第二大队大队长、第三大队大队长。

    不久，王树声、廖荣坤率第一、第二大队南下乘马、顺河一带，在乘顺武装农民的配合下，先后拔掉了盘踞在云雾山上的陈实生、彭焱生“清乡”团、段家畈“清乡”团，接着占领麻北要地杨泗寨，打垮朱家冲的“清乡”团，吓得驻在乘马的一个连国民党军连夜逃遁。邱江浦等人领导的数十人枪也积极活动。至年底，黄安七里、紫云，麻城乘马、顺河等区大部分地区重为革命势力所控，各地农民自卫军纷纷建立。

    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麻城党组织积极恢复发展。1928年10月，黄麻特委决定撤销7月间建立的黄麻县委，黄安与麻城分开组建县委，由徐其虚担任麻城县委书记。县委的中心工作任务是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建立红色政权，发展地方武装，进行土地革命。

    同月，省委决定由红三十一师和黄安、麻城、光山等县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重新组成中共鄂东特委，王秀松任书记，吴光浩、戴克敏、曹学凯、徐其虚、王树声等为委员。

    12月，党中央派巡视员曹壮父到鄂豫边区传达党的六大决议，麻城参加听取传达的有王树声、王宏学、舒乃贵、桂步蟾、丁子宏等人。不久，鄂东特委向曹壮父正式提出建议：将黄安、麻城、光山、商城、六安等县划为鄂豫皖特别区，并请他将此建议报告中央。曹壮父积极赞同并向中央报告了这一建议。

    中共鄂东特委提出的创造整个鄂豫皖边界地区武装割据，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计划。尽管当时中央出于种种考虑没有同意这一建议，但鄂东特委从实际斗争需要出发，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央关于分散红军的错误意见，而是把三十一师紧紧拧成一个拳头，游击作战。同时积极主动与邻省各县联系，为创造大别山脉的武装割据而努力奋斗。

    自此，以麻城为核心县份的鄂豫皖边区革命斗争进入更加高涨和波澜壮阔的局面。

    九、商南起义

    1928年，受党组织委托，徐子清、徐其虚先后到商南斑竹园镇（今属安徽省金寨县），以教书、织袜子和卖香火纸为掩护，串联贫苦百姓，宣传革命道理，准备商南武装起义。

    1927年春，徐其虚曾随贺龙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参加第二次北伐，奔赴河南前线，在讨伐奉系军阀中屡建战功。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徐其虚又随贺龙部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之后又受命回到麻城，参与领导了麻城“九月暴动”和著名的黄麻起义，参与创建了柴山保革命根据地。

    带着黄麻起义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徐子清、徐其虚在商城南邑区委配合下展开起义准备工作。他们一面秘密组织农会，建立农民武装；一面派出14名共产党员打入当地民团内部，秘密发展党员，策反敌人武装，等待时机成熟夺取敌人武器。

    1929年3月13日，中共鄂东特委、豫东南特委及红三十一师党委召开联席会议，鉴于商城县委连遭破坏，商南区委与上级失去联系等情况，决定把商南党组织暂时划归鄂东特委领导。接着，鄂东特委把“商南、罗北、麻东”划为特别区，继续派徐子清、徐其虚发动商南武装起义，并成立以徐子清为书记，徐其虚、周维炯、肖方为委员的商罗麻特别区委。

    商南革命力量的蓬勃发展，使敌人惊恐万状，开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进步分子进行残酷镇压。面对这一危急情况，商罗麻特别区委决定提前行动，将原定中秋节起义提前到立夏节晚上，趁民团忙于过节、疏于戒备之机，举行武装起义。同时成立起义指挥部，推选徐子清、肖方担任暴动总指挥，由徐其虚、周维炯负责军事行动。

    5月6日夜，武装起义在李家集、丁家埠、火神庙、佛缘庵、斑竹园、大屋湾等14个点同时爆发。一夜之间，反动武装被瓦解，起义军控制了商南地区。商南起义大获全胜。

    9日，起义武装3000余人汇集斑竹园，并召开群众大会，当场镇压大恶霸地主罗维楚和反革命分子周若发。徐子清当即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师长周维炯，党代表徐子清，师党委书记兼参谋长徐其虚。全师近200人，长短枪60余支。

    10日，成立革命政权商城县临时办事处，徐其虚任办事处主任。

    起义成功后，徐子清、徐其虚等即着手创建豫东南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队伍。他们率领红三十二师在斑竹园、南溪一带活动，肃清残余反动武装，收缴地主武器，发动群众没收豪绅地主的粮食和财产，打退了商城县民团王继亚部和亲区民团顾敬之等部的进攻。随后，东进皖西，沿途消灭多股反动民团，攻克皖西重镇金家寨和流波䃥，打败诸佛庵民团，有力支援了六安六区区委领导的金家寨、七邻湾地区的武装起义。继而南下罗田，干净利索地消灭了汪家大湾反动民团。

    在党的领导和红军胜利鼓舞下，商南各地农民委员会迅速建立，青壮年争先报名参军，赤卫队也很快发展到四五千人。一块纵横七八十平方公里的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了。

    不幸的是，由于在红军领导权和行军路线以及收编土匪、处理叛变分子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徐子清、徐其虚被人诬陷，先后于七八月间，被害于商城县斑竹园镇简家畈村外和光山县关庙乡太阳河边。

    “二徐”事件的发生震惊了中共中央。中央于8月20日发出专门《指示信》，指出：“这种行动照党的组织和纪律上来说，未免过分”。26日，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在豫东南7县联会上，对给予徐子清、徐其虚的错误处分予以公开平反。

    商南起义是继黄麻起义之后，大别山地区又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起义后创建的红三十二师是鄂豫皖边界地区的第二支红军，也是后来红四方面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创建的商南根据地是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前身，后与鄂豫边、皖西根据地合并成鄂豫皖根据地，成为仅次于中央根据地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徐子清、徐其虚牺牲了，他们为商南起义的成功，为红三十二师的诞生和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立下的不朽功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至此，中共第一届麻城县委7名成员中，仅有王树声一人肩负使命在战斗。

    十、不胜不休

    1929年6月，徐向前来到了大别山，接替5月份牺牲的吴光浩担任红三十一师军事领导人。

    受党中央派遣，与徐向前一起来到大别山的，还有中央巡视员何玉琳和麻城人桂步蟾。

    桂步蟾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后，投身军伍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后到广东东江革命根据地任红军连队党代表，在开辟海陆丰的斗争实践中初露才华。

    桂步蟾到红三十一师后担任第二大队党代表。此时，正值蒋介石将桂系军阀驱逐出武汉，发动对鄂豫边和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连续三次“会剿”。在徐向前领导下，桂步蟾与王树声等率部并肩作战，粉碎了敌人的三次“会剿”。不幸的是，在第三次反“会剿”的铁寨岗伏击战中，桂步蟾中弹英勇牺牲。

    1930年2至3月间，中央决定统一鄂豫皖边界地区3块根据地和３支红军的领导，建立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别委员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王树声为特委委员，任红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

    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红一军乘势向外扩展。6至8月间，王树声率红一团在红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徐向前指挥下，与兄弟部队一起向平汉线南部出击，先后取得杨家寨、杨平口、花园镇战斗胜利，三战三捷三扩编，全师由800人扩大到3000多人，武器装备得到改善，战斗力明显增强。

    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胜利的渴望，王树声虚心向徐向前等学习，首创我军“坑道爆破法”攻克新集，率部打出“钢团”美誉。他善打硬仗，敢打恶仗，多次在重大战役中担负艰巨任务，予敌以重大杀伤，被誉为“大别山之虎”。

    1931年11月7日，英雄的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成立，王树声升任第十一师师长并担任阅兵总指挥，成为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

    随后的黄安战役、商潢战役、潢光战役，以及麻城战役、七里坪战斗、黄才畈阻击战中，王树声更加注重对战略谋划、战术配备和山川地形的运用，他率部勇猛作战，每次战斗都起到了左右战场局势的关键性作用。三次给予蒋介石嫡系第二师以重大创伤，以至于第二师师长汤恩伯被蒋介石大骂为“脓包”，撤掉了师长职务。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西征。王树声率部时而担任全军后卫，时而担任开路先锋，在枣阳大拼杀、血战漫川关、翻越秦岭等关系全军生死存亡的战斗中强奔猛突，迭挫强敌追堵。之后，作为先锋率部翻越大巴山，与兄弟部队一起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进入四川后，王树声率部协助徐向前取得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等重大胜利，28岁即被任命为拥有8万雄师的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并兼红三十一军军长，成为徐向前的得力臂膀和红四方面军的卓越将领之一。

    为接应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进入四川，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王树声协助徐向前指挥部队强渡嘉陵江后，率部攻克剑门关，在千佛山一线与强敌激战73天，出色完成掩护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保障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会议等重要任务。继而三过雪山草地，临危受命担任西路军副总指挥，率部浴血河西走廊，历尽坎坷，九死一生回到延安。

    1944年9月，中央再次对王树声委以重任。毛泽东主席两次与王树声单独谈话，部署进军河南创建豫西根据地事宜。

    王树声、戴季英率部挺进豫西后，统一整编入豫各部队，建立河南军区，主动发起对敌进攻，歼灭日伪顽万余人。发动群众开展“倒地”运动，成功创建了2万余平方公里的豫西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树声、戴季英奉命率部南下鄂豫边，与郑位三、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五师和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南下支队会师，组成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之后，打响解放战争第一枪，率第一纵队主力胜利突围，创建鄂西北根据地，牵制10万敌军达半年半年之久，在战略上配合解放军其他战场的军事斗争。1947年11月又主动请缨南下中原，重建鄂豫解放区，领导指挥大别山剿匪，与兄弟部队一道实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问鼎中原”到“定鼎中原”的战略意图，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作了历史的贡献。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无数先烈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的目标终于实现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中共第一届麻城县委书记蔡济黄，委员刘象明、刘文蔚、王幼安、邓天文、徐其虚，可以含笑九泉了！

    十一、如您所愿

    新中国成立后，王树声先后任湖北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军械部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为我军军械装备建设和军事科学研究事业作出重大贡献。1955年9月我军第一次大授衔时，被授予大将军衔。

    王树声一生多次负伤。商潢战役中，一颗子弹从他的肩胛打进去，从后腰穿出，差一点击中心脏，是政委甘济时战后清点人数时，在尸山血海中把他找到的。但也是这次重伤，让他躲过一劫，没有成为被“肃反”错杀的对象。

    就在他伤重住院期间，他任麻城县委书记的堂兄王宏学，弟弟王宏义、妹妹王贵玉及弟媳先后在“肃反”中被错杀。他的亲人中，先后有13位为新中国建立献出生命。

    尽管如此，他始终以赤胆忠心对待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不胜不休。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王树声率右支队完成掩护任务，在祁连山爬冰卧雪，忍饥挨饿，坚持游击战争3个多月。最终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穿越腾格里沙漠，以讨饭为生，孤身一人回到延安。

    在凤凰山窑洞，毛泽东主席握住王树声的手，亲切地说:“树声同志，你吃了不少苦头，辛苦了!人回来就好了!你回来了就是胜利！”“西路军失败，你是没有责任的。”

    王树声治军严谨，作战勇猛，为大别山猛将之首。他担任过团长的红二十八团后来被誉为“百将团”，孕育出许世友、陈再道、王宏坤、陈锡联、李德生、洪学智、王近山等124位将军，锻造了“铁心跟党、勇挑重担、百折不挠、以一胜百”的“百将团”精神。

    1973年中央提出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有许世友、韩先楚、陈锡联、李德生、秦基伟、王必成6位军区司令员是他曾经的部下。

    1974年1月2日下午，王树声因食道癌快到了生命尽头。临终前，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到医院看望他，深情地对他说：“树声同志，党中央、毛主席了解你，我们了解你！你是党的好同志，你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邓小平、李先念、聂荣臻、王震、廖承志、谭震林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军事科学院领导以及老战友、老上级、老部下纷纷前来看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