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红网湖南耒阳2025年3月18日电（谢俊清）

    红色火种燃乡野：贺恕与寿洲夜校的精神传承

    1923年的寒冬，一位风尘仆仆的革命者踏上了故乡湖南耒阳寿洲的土地。他叫贺恕，是中共一大后毛泽东亲自发展的首位衡阳籍党员，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曾任湘西南特委书记、江西省委书记。此时的贺恕，刚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学成归国，经历了长辛店工人运动的血火淬炼，又目睹妻子朱舜华在军阀镇压下身负重伤、胎儿夭折的惨痛。然而，革命的创伤未曾磨灭他的信念，反而让他更坚定地意识到：唯有唤醒民众，方能改变中国的命运。于是，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他点燃了一盏特殊的灯——寿洲农民夜校。这盏灯，不仅照亮了乡亲们识字明理的道路，更播撒下红色精神的火种，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群众教育实践的生动缩影。

    革命者的初心：从国际舞台到乡野课堂

    贺恕的革命生涯，始终与“觉醒”二字紧密相连。1922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共产国际远东会议，成为首批登上国际共产主义舞台的中共党员。在莫斯科的学习经历，让他深刻领悟到“教育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武器”。回国后，他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在二七大罢工中高呼“劳工神圣”，在水口山矿场起草《罢工宣言》，将资本家的压迫化作燎原之火。然而，军阀赵恒惕的屠刀让他意识到：革命不仅需要工人的怒吼，更需要广大农民的觉醒。

    当贺恕带着重伤未愈的妻子回到寿洲时，乡亲们看到的不是衣锦还乡的“大人物”，而是一对满身伤痕却目光如炬的夫妻。面对围坐在大厅中的乡亲，贺恕没有讲述莫斯科的见闻，也未炫耀罢工的壮举，只是平静地说：“我想办夜校，教大家识字明理。”这句话，如同一粒种子落入沃土。次日，他将自家书房贴上“爱我中华，匹夫有责”的标语，搬来《增广贤文》《弟子规》，用最朴素的教材开启了寿洲的启蒙之路。

    夜校里的辩证法：从“解手”到解放

    夜校的课堂上，贺恕的教法让乡亲们耳目一新。他摒弃传统私塾的迂腐教条，将文化教育与阶级启蒙融为一体。某日，他在黑板上写下“解大手、解小手”六字，引发满堂哄笑。老秀才贺绍仪斥其“粗鄙”，年轻人则面面相觑。贺恕却娓娓道来：“古时奴隶主为防奴隶逃跑，将其双手捆绑。解小便只松一只手，解大便才松两只手。‘解手’一词，正是压迫的烙印！”话音未落，满堂寂静。他继而疾呼：“今日的工人农民，何尝不是被捆住双手的奴隶？我们学习，不是为了风雅，而是要砸碎锁链！”

    这番讲述，让识字课变成了思想觉醒的课堂。妻子朱舜华亲自编写《十唱工人苦》，用方言民谣唱出劳工的血泪；学员们身着贺恕赠送的工装，在除夕夜写下“新春发笔，戒赌禁牌”“男女平等，自成自立”的诗句。就连曾沉迷赌博的“胖子”也发誓改过，而单身汉“军古”的“多养猪鸡娶妻”的愿望，更在笑声中透露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夜校的灯火下，抽象的革命理想化作具体的生活愿景，红色基因悄然渗入乡土社会的肌理。

    红色基因的传承：从个体觉醒到集体力量

    夜校的成功，不仅在于教会了乡亲们识字算数，更在于培育出一批“觉醒的种子”。贺恕的侄子贺忠从“不知解手典故”的书呆子，成长为夜校的继任教师；进步青年贺文开写下“处事公道，众人得利”的誓言；连贺恕的妹妹贺惠芳也高呼“妇女自立”，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桎梏。这些变化，让原本固守传统的老秀才贺绍仪也不得不感叹：“此非私塾，实乃新天地！”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夜校成为组织群众的纽带。当贺恕春节后奉命离开时，学员们已能独立组织学习、传唱革命歌曲，甚至自发讨论“如何废除田主剥削”。这种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思考的转变，正是红色精神扎根的明证。正如贺恕临别所言：“学习不是为了独善其身，而是要凝聚力量，改变国家命运。”夜校的火种未因他的离开而熄灭，反而在寿洲形成星火燎原之势，为日后湘南农民运动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历史的回响：红色精神永续传承

    百年后的今天，寿洲夜校的故事依然令人动容。它告诉我们：红色基因的传承，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将崇高的理想转化为贴近群众的教育实践。贺恕用“解手”典故破除蒙昧，用工装传递平等理念，用诗歌激发家国情怀——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实则是“以文化人，以理服人”的群众路线的生动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