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的江南，梅雨刚过，虎头山像一头伏卧的巨兽，死死扼住长江以北西南武汉岸的水陆咽喉。侵华日军为控制长江航道、进逼武汉，从水、陆两路侵占安庆。驻守的国民党川军未作有力抵抗便撤向潜山，安庆遂告沦陷。随后，日军相继攻占月山、高河、洪铺、石镜、黄墩、三桥等周边地区，控制了交通要道。

    在日本侵略军步步紧逼、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严峻形势下，1938年9月，新四军四支队奉命开赴怀宁，挺进抗日前线。

    当年10月，盘踞在安庆至高河埠一线的日军有1200余人。他们频繁派出小股部队四处骚扰，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汉奸活动也十分猖獗。当地民众被迫在家门插上白旗以示“顺服”，内心却无不期盼着抗日力量痛击日寇。

    为了截断日军的补给线，新四军四支队七团三营一直在寻找战机。经过深入侦察和周密研判，他们最终选定位于江家山庄后背的虎头山碉堡，江家山庄本是桑麻之地，如今却夜夜狗吠——日本兵在山顶架起机枪，把一座钢筋水泥碉堡钉进了中国的脊梁。

    碉堡厚壁一米有余，黑洞洞的射击孔俯瞰着山庄的炊烟，也俯瞰着新四军的游击小道。百姓说，那是“鬼子的眼睛”，谁多看一眼，就可能被“请”上山，从此不见天日。

    一、血写的情报

    新四军四支队七团三营侦察员“小杨”是江家的上门女婿。成婚第三日，他便把喜酒换成苦酒：夜里揣着新娘缝的布鞋，潜到碉堡外三十步的茅草丛，用炭条在鞋底画出火力点、射界、换岗时辰。

    最后一次，他索性把“情报”写在胸口——让蚊叮虫咬出一个个小疤，排成“虎头”二字。疤未痊愈，情报已送到支队部。支队长拍案：“打！打掉这只瞎眼！”

    二、雨夜拔钉

    1940年8 月 19 日，台风刮倒竹篱，雨鞭抽得山道稀烂。四支队挑选 31 名党员，组成“虎头突击队”，一律左臂缠白毛巾，腰束稻草绳，鞋底捆棉布——既防滑，也防发出金属碰撞声。

    凌晨两点，突击队借山洪声掩护，摸至碉堡西侧。机枪手“老套筒”李阿根把唯一的一挺捷克式架在岩石缝里，对准射击孔；爆破手“田鸡”周阿田扛着 15 斤炸药包，顺着湿壁匍匐。

    突然，碉堡内传出留声机的《君が代》，鬼子换岗喝酒。机会！周阿田拉燃导火索，三秒后，火光像闪电劈进黑夜，“轰——”钢筋、水泥、人肉一并腾空。

    李阿根趁势扫射，子弹拖着雨线钻进火海，30 名步枪手齐声怒吼，把复仇的弹雨泼向残敌。十分钟，碉堡塌成半截黑坟，23 名日军葬身火窟，3 人带伤滚下山崖。

    突击队也付出沉重代价：周阿田被热浪掀下半山，胸口中三弹，仍死死抱着冒烟的炸药包；李阿根为掩护战友，挺身吸引火力，被敌人手榴弹炸断左腿。

    黎明，虎头山飘起第一面红旗。江家山庄的老人跪地痛哭：“山又姓江了！”

    三、火种不灭

    天亮后，百姓拆下碉堡钢筋，打成 27 把锄头；水泥块被凿成磨盘，碾出的第一袋米送给了新四军。

    “小杨”把妻子绣的虎头荷包挂在残堡上，带着 8 名青年加入主力。此后三年，虎头山一带先后建起 4 个游击中队，截军车、烧粮库、护送上海来的大学生，像一把藏在江南竹林的匕首，一次次捅向敌人心脏。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支队长在受降路上写下短诗：

    “碉堡已残血未残，虎头山下枕戈眠。

    国仇岂靠一宵雪，留得精神励万年。”

    四、今天

    如今，虎头山碉堡只剩半人高的残壁，弹孔里长出野菊。每年清明，江家的后人会把 27 把锄头擦得锃亮，围成一圈，中间插一面褪色的新四军臂章——那是“老套筒”李阿根牺牲前托人带回的。

    他们告诉孩子：

    “锄头能打粮，也能打狼；枪杆能护国，也能护家。

    忘记碉堡，就轮到我们再修一座。”

    虎头不语，风过林梢，似仍回荡 1940 年那声炸响——

    提醒每一个走过的中国人：

    勿忘国耻，吾辈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