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 20 集团军、58 旅军史馆里，展示着毛主席在长津湖战役后，给九兵团领导宋时轮、陶勇及 20 军全体战斗员发出的慰问电报影印件（见附件），笔者参观时曾亲眼看到过。当时馆员介绍时就称这份电文是手抄本。什么是“手抄本”，辞书的解释是“用手工抄写出来的原本的版本。”这说明军史馆中的电文是他人手工抄写的，不是毛主席亲笔。从纸面上看，电文用纸不是电报稿纸，是竖行信笺稿纸，横排书写。现公开展示的毛主席书信没有发现竖行横写的，这也可判断这份电文是手抄本。 笔者在 2022 年在有关文章中曾引用过这份影印件，并特别作了“毛泽东主席电文手抄件”注释。

    军史馆中展示的不是毛主席亲笔电文原稿，不等于毛主席没有发出过这份电文。毛主席电文（下简称电文）是否客观存在，可以用《历史学》提供的考据方法，即用人证、书证和理证来证实。

    （二）

    首先要有人证。真名实姓的亲历者，口头或书面方式叙述他 （们）所亲历的事件，就是人证。

    原志愿军 20 军司令部作战科长朱锦辉、作战科参谋陈阜在 《铁军骁将》（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5 年出版）一书载文《廖政国军长谈长津湖战役》中说道：“长津湖战役结束之际，我们20 军收到了一份电报。这是一份不同寻常的电报。当时在军指挥所里读这份电报的时候，张翼翔军长，廖政国副军长，谭右铭副政委都在。这份电报的最后一段是: ’......二十军这次入朝作战打得比较艰苦。战役结束之后可以到咸兴以五老里为中心进行修整，那里比较暖和。......毛泽东。’这份电报是毛主席发来的。毛主席如此关怀我们这个部队，在我们军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读这份电报时军指挥所里出奇的安静。电文读完之后，大家发出低声的议论。这时张翼翔军长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一仗的艰苦超过了长征的时候，廖副军长很有同感的点着头。这两位曾经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此时此刻发出这样的感慨，绝不是什么夸张。他们是用亲身经历，做着对比而得出的感受。“这段叙述足可证明他们两位就是毛主席电文一事亲历者，是人证。载文中提到的时任 20 军副政委谭右铭将军也是人证，因为《铁军骁将》2005年出版时他还健在。他是 10 年后的 2015 年月 2 月 14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105 岁,他看过这本书。如果说亲历者是造假，这种否定只有其他的亲历者作为人证来否定才有效力。非亲历者没有其他亲历者提供相佐的证据，是否定不了的。

    （三）

    其次是书证。书证是指利用各类档案资料以及各种书籍等为依据，考证历史事件正误的一种方法。

    笔者在军史馆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电文手抄本时，对电文内容中最后慰勉的一段：“二十军这次入朝作战打得比较艰苦。战役结束之后可以到咸兴以五老里为中心进行修整，那里比较暖和。”（对 20 军而言这是关键内容）也曾感到岔意。长津湖战役是九兵团三个军共同打的，毛主席怎么可能仅提及 20 军以慰勉。后翻阅 20 集团军史，书中确有电文最后一段的记载。20 集团军史编写完成是在 1986 年第一次裁军后不久。军史上的记载就是载入史册的书证。

    军史编写是严肃的，载入电文内容是要有根据的。根据从哪来呢？很显然，是从朱锦辉科长、陈阜参谋和谭佑铭将军等人证中来，还有一位时任军长的张翼翔将军，在编写20 军军史时还健在，他是在军史1986年编写完成后的 1990 年逝世的。可见，20 集团军史中有关电文内容记载，是在重要证人健在的情况下，以第一手史料编写出来的，它有足够份量证明电文的客观存在。第一手史料产生的书证是最可靠的，没有相佐的第一手史料是否定不了的。

    （四）

    再次是理证。就是用逻辑推理来辅助判断，也就是用摆事实， 讲道理方法分析出结论。战争年代，毛主席给前线作战指挥员和部队发慰问电（信） 是常态化的行为。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东西线作战，是与美帝为首的联合国军大规模、决定国运、扭转战局的一场战略性战役（又是初战），在完成了巨大战略任务后，毛主席给参战部队发慰问电，这在逻辑上是说的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