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郭云轩
郭云轩(1915-2004),又名郭颖新,出生于 1915年,湖北孝感人。早年受父亲郭汉勋影响,具有强烈的独立反抗思想。1937 年 11 月在叔叔郭述申的带动下抵达延安,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38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进入中央机要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做机要工作。1945 年赴东北前线,任林甸县公安局代局长,后到东北军区军工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铁路局工作。2004 年因病去世。
我们的妈妈郭云轩(解放战争时离开中央机要部门后,改名为郭颖新),1915 年出生,湖北孝感人。妈妈的祖上是清朝的武举,爷爷是农村里教私塾的穷秀才。她是在一个清贫和睦、有着严格而良好家教的大家庭里长大的。她的父亲郭汉勋青年时期在清末湖北新军中当兵,是同盟会的会员。1911 年,他参加了武昌起义,也是国民党的早期党员。1926年国共合作时期,他在武昌毛泽东同志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里做庶务工作。
妈妈从小深受其父亲革命思想的影响,耳濡目染,小小年纪就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及斗争精神。民国初年,湖北乡里还沿袭着清朝女人裹小脚的风俗,但妈妈从小就目睹缠足给女性带来的痛苦和不便而坚决反对。那是她的第一次抗争,从她弱小女子的身上发出了对封建主义及其对女性命运不公的愤怒呐喊。因而,她在当地乡里同龄的女孩中幸运地留下了一双天足。
妈妈出身于书香门第,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读完初中后,又在武昌读了一年美术中专,从而使她拥有了较好的学识基础。在当时的革命浪潮中,她决心做一名推翻封建压迫、寻求平等、寻求解放,使天下劳苦大众过上安定日子的新女性。
初心如磐 无悔一生的使命担当
1937 年,红军长征至延安。中央派遣郭述申同志,即我母亲的叔叔,前往汉口担任湖北省工委书记,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受叔叔的引领,我母亲及其表弟、表妹共计十人,相继抵达延安和南方新四军根据地,从而踏上了革命征途。我母亲于 1937 年 11 月抵达延安,次年 1 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2 月进入中央机要科工作,直至 1945 年前往东北前线。
在延安 前右起:小米子(郭西延)、杨小二(杨绍明)后排:邓颖超,李鹏
机要工作在妈妈的一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始终深切地怀念着在延安、南方局重庆红岩村度过的那段时光,在周恩来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领导下生活和战斗的日子。尤其在晚年,每当提及这段经历,她都会流露出无限的感慨和回忆。
母亲常对我们讲述,周恩来副主席对机要工作的高度重视,他要求相关人员严格细致、一丝不苟地对待工作。周副主席常说,机要工作是党的喉舌、命脉,保守机密要守口如瓶,责任心是重中之重,电文中的每一个字都至关重要,绝不容许出现任何差错,因为任何疏忽都可能给革命事业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对前线和白区的同志们会造成更严重的危害。此外,还必须有甘于默默无闻、长期奉献的精神,可能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
在重庆时,有一次妈妈给周副主席译电文抄件,抄错一个字,周副主席严厉批评了她,并殷殷告诫她:机要工作字字重千钧,每个字都与革命事业、前线同志们的生命息息相关,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从那以后,妈妈始终牢记周副主席的教诲,认真对待每一份电文,做好每一项工作。
在东北剿匪斗争中,妈妈当过县公安局代局长,指挥过围剿搜捕土匪的战斗及审判土匪头领的工作。由于她有南方局机要工作的经历,所以对公安侦察和反侦察的工作得心应手。新中国成立后,她在北京铁路局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甘于默默无闻做平凡的工作,从不提及曾在中央机关、周总理身边做过机要工作的经历。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媒体相继报道了张露萍烈士(经叶剑英元帅证实)以及阎宝航同志的秘密电台等历史事件,逐步揭示了这段惊心动魄的革命历程。事实上,母亲早已了解这些鲜为人知的党内机密,但她始终严守秘密,保持缄默。尤其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当母亲得知自己罹患脑萎缩症时,她深知该病症发展迅速,后果不容乐观,最终可能导致记忆丧失、行走能力退化,进而演进为植物人状态。
为此她把我们找来,语重心长地说:“我这一生最重要的经历是在延安和南方局重庆做机要工作,在中央首长身边工作,陶冶了我的情操与品行,而那种长期高度紧张的工作和生活又锤炼了我的意志。那时,不分白天黑夜,随时翻译密电码,尤其在重庆时,防止国民党破译,一星期就要更换一次密码。虽然我知道很多党内、军内重大机密,但我一生都要严守、要谨慎。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党内有些机密已经公开了、解密了。但是,还有一些绝密情况恐怕现在活着的人里,也只有我一人知道了。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不在了,我还要继续严守,带着它们去见马克思。”
听了这些话,我们都感到十分震惊,虽然妈妈的话字字重千钧,可她的神态却又那样淡定自若。记得妈妈的战友——那些机要部门的阿姨们曾经说过,凡是毛主席从延安发给重庆周副主席的电报都要经过母亲的手,真不知她的内心还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啊!这就是一个老机要战士、老共产党员信守的职责!她默默地,用一生的时间,去忠实于党的机要工作。妈妈是我党老一辈机要战士中的一个代表,他们执着坚贞的品格令人感动和震撼。
机要工作是默默无闻的,是一丝不苟的,更是严峻与危险的。1940 年 5 月,妈妈带着大女儿小米随周副主席一行坐卡车赴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一路风沙弥漫,道路泥泞颠簸。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拦截检查。因国民党士兵不认识周副主席,对我们的同志凶神恶煞,周副主席沉着镇静,严厉训斥他们。后来当官的认出了周副主席,赶紧集合队伍,敬礼放行。这时,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因为车上还带有不少枪支。
当年八路军办事处由钱之光担任处长一职、邱南章则出任总务处长、童小鹏负责机要科工作、肖贤法担任电台台长,整个组织机构在周副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制定出了一整套严格的工作和生活制度,做到紧张有序、有条不紊地对整个南方白区党组织进行领导工作,指挥着在敌人心脏里的战斗。
妈妈工作在办事处三层的阁楼上。重庆的夏天,高温闷热,湿度大,工作起来汗流浃背,好像在一个大蒸笼里。有时,实在头晕脑胀了,就到楼下散散步,但不能走出院子。因为办事处周围布满了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他们设立了观察据点、瞭望哨,一天 24 小时对办事处进行监视、跟踪。即便在母亲生病需要就医时,也必须按照规定进行乔装,并由副官全副武装陪同前往,防止被中统、军统特务绑架。
1945 年,党中央决定从延安派大批干部去东北工作,妈妈也提出申请,要求赴东北前线。临行前,周副主席、邓颖超同志对她嘱咐多多,让她无论走到哪里都要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机密。邓大姐还为妈妈改了名字:郭颖新。这也预示着她即将开始新的战斗生活。
春风化雨 与周副主席和邓大姐一起的日子
我们的大姐郭西延,是 1939 年年底在延安出生的。她的小名叫“小米子”,是周恩来副主席亲自起的。除此以外,延安还有另外两粒“米”,分别是原机要科科长肖贤法同志的大女儿“大米”和二女儿“二米”,这两粒“米”也是周副主席起的。“小米子”这个名字的寓意是深刻的——延安人民以小米供养了革命队伍,革命战士们用小米哺育了下一代;陕甘根据地靠小米加步枪粉碎敌人的封锁,抗击日本侵略者。这个名字不仅是对延安精神的传承,更是对那个时代革命精神的彰显。
小米子从出生到成长始终受到周副主席和邓大姐的关怀与爱护。每每说到这里,妈妈都会激动万分。小米子刚出生时,妈妈没有足够的奶水,是周副主席和邓大姐让战士们用物品从老乡家里换回的羊奶来喂养她。这样的奢侈品不可能总有,有时断顿了,邓大姐还亲自熬粥,用小米汤喂她。恐怕,小米子的名字也有这样一层原因吧。
1940 年妈妈一行随周副主席去重庆,途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周副主席趁此时机给办事处的同志们作报告,妈妈抱着小米子也在聚精会神地听。但天不作美下起毛毛细雨,周副主席突然中断讲话,叫来副官耳语一番,只见副官拿来一件旧军装搭在小米子的身上。这样一个细小的举动感动着妈妈,也深深感动了周围的所有人。
1944 年小米子五岁时,得了腮腺炎。那时妈妈他们与周副主席、邓大姐同住杨家岭的一个院子里。当时延安被封锁,物质生活十分困难,中央机关搞供应的同志为了照顾周副主席的健康,每天供应一点牛奶。周副主席知道小米子病了,就让警卫员把他的那份牛奶送给小米子喝。妈妈坚决不要,警卫员只好端回去。可没过一会儿,邓大姐又亲自端过来,并一勺一勺地喂给小米子。就这样,小米子每天都喝着这来之不易的牛奶,在周副主席和邓大姐的关怀下养好了病。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们常去北京医院看望病重的爸爸。一天,我们从爸爸王直哲的病房出来,路过干部诊室,巧遇邓大姐来看病。久违了,妈妈疾步向前,当两双手握在一起时,妈妈流泪了,满腹的话不知从何说起,只是高声叫着 : 我是云轩,我是云轩。邓大姐也轻声唤着:云轩啊,云轩。那慈祥的面容有惊有喜更有情。长长的分别,短短的相聚,妈妈望着邓大姐离去的背影,深情地说:她还记着我,她还记着我。妈妈对周总理、对邓大姐倾注了无限的爱。她从青年时期就跟随他们工作和战斗,他们榜样的力量感召着她,高尚的情操鼓舞着她,优秀的品质激励着她,时 时刻刻,点点滴滴,铭记心中。
1993 年 12 月,延安中央机要科老同志合影。左起:朱春之、郭云轩(郭颖新)、赵雪明、陈冰。
解放后, 妈妈默默无闻地在北京铁路局工作,一干就是几十年。每一次提级涨工资,她都谦让别人,从不向组织伸手要利益、要官位,以至于新中国成立后没长一级工资。她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被评为副团职,到她离休时也仅是处级干部。她对战友、对下级、对劳动人民永远是温暖如春。她坚毅耿直,柔中有刚;她胸怀宽广,坦坦荡荡。在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影子,看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一生忠贞的崇高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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