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军史上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1947 年，我军面临国民党军巨大的全国范围攻势，我军在东北、华北、西北、华东抵御进攻，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一把利剑插进了蒋介石反动派统治的心脏。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扭转了整个战争形势。

    这样一个被国共两党军事家都称为军事经典的一笔，为什么我们一些不懂军事的人，用“12万大军进大别山，只有 5.8 万出大别山〞来形容这一伟大壮举？

    下面我用一些数据来回顾原129师在解放战争中的发展历程，以正视听。

    抗战胜利，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的晋冀鲁豫军区由42万大军构成

    所谓42万大军由什么构成的呢？据《第二野战军战史》的官方数字记载，1947年夏，晋冀鲁豫军区正规部队达到42万人，另有民兵90余万人。42万大军分为野战军和军区部队。野战军计有杨勇一纵、陈再道二纵、陈锡联三纵、陈赓四纵、王近山六纵、王新亭八纵、秦基伟九纵、王宏坤十纵、王秉璋十一纵、赵基梅十二纵共10个步兵纵队。再加上野战军直属部队，共计28万人。军区部队指的是晋冀鲁豫军区下属的4个二级军区：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每个军区下面还有三级军分区。一个军分区原则上保持一个团的兵力，加起来约14万人。后来徐向前元帅在晋南组建起来的十三纵、十四纵、十五纵就是靠的这些基础兵力。1945年日本投降后，晋、冀、鲁、豫军区，对国民党军队发起了“上党、平汉战役”，共歼灭敌军十余万人，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1946年6月，晋冀鲁豫军区的皮定均旅突入中原，迎接“中原突围”；1946年8月的晋冀鲁豫军区发动了陇海、定陶等战役，击退国民军来犯之敌三十余万；1947年，晋冀鲁豫军区又发起了“鲁西南战役〞，歼灭敌军四个整编师9个半旅，5.6万人；1947年6月30，刘伯承、邓小平仅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一、二、三、六纵4个步兵纵队（12万4千人）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由于跃进大别山，“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国民党军从前线抽调了七十个旅救援这个敏感地区。刘邓首长率军与国民党军队周旋了八个多月，歼敌十九万余人，解放了一百多个县城。毛主席称赞这一军事行动为“战略转折”！除了在大别山地区留守和发展革命的部队之外，刘伯承、邓小平率领其余的兵力5.8万人（改称为〝中原野战军〞）的四个纵队跳出了大别山，参加此后的中原决战。

    这件事其实一点也不复杂。《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3卷第6章第2节对进出大别山的兵力数字有过明确的记载，为消灭歧义，引用官方数字如下：出征时全军一、二、三、六纵队共12.4万余人，1948年3月转出大别山5.86万人。野战军直属队6370人，转出后剩1938人，减员4432人。一纵33357人，转出后剩17042人，减员16315人。二纵3.1万人，转出后剩12418人，减员18582人。三纵26468人，转出后剩13208人，减员14260人。六纵26322人，转出后剩14016人，减员12306人。也就是说42万大军只有12.4万余人参加跃进中原作战，12.4万——5.86万减员人数只有6.54万人。6.54万人并没有完全损失掉，有相当一部分留在大别山区转化为军区武装，守卫根据地一百多个县城。

    但本文章要说的，不只是数字问题。数字问题好解释，关于“刘邓大军元气大伤的话”实在不好理解。淮海战役中，中原野战军使出全军之力围住了黄维兵团（华野部队参加了对黄维兵团的最后的歼灭），围攻黄维兵团的目的，在于调动杜聿明、李延年和孙元良兵团前来援救，最终予以全歼；而华东野战军则打掉了淮海战场上黄百韬、邱清泉、李弥的三个兵团。战争不是一个简单用兵力多少、重武器多少来解释的事情，稍有理性头脑的人，都会想问题背后的问题：仅仅兵器和人员的数量，华东野战军确实大于中原野战军，但是大家忽视了一个“联合指挥”的概念，从千里跃进大别山中的“品”字形作战逐步演变成了“中原野战军、陈谢兵团和华东野军联合指挥，是争夺中原作战”的根本事实。

    中原野战军跳出大别山，是执行中央指示开始争夺中原

    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一军事行动，刘伯承元帅把它分为“三个回合与敌较量”：第一个回合是“迅速实施战略展开”；第二个回合是“积极寻歼敌人”；第三个回合是“把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相互配合，粉碎敌人疯狂进攻”。

    特别是第三个回合，中原野战军、陈谢兵团和华东野战军形成“品”字形战略态势，有效地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在中原野战军完成了“战略转拆”之后，根据“品”字形的作战经验，毛主席指示“中原野战军跳出大别山，与陈谢兵团、华东野战军一起实施逐鹿中原”（用白话文解释，就是争夺中原）。于是，中原野战军跳出大别山，于1948年5月6日在河南省宝丰县成立了中原军区（联合指挥部），5月9日成立了新的中原局。由刘伯承任中原军区司令员，陈毅任付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中原局分别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由于陈毅调任中原军区付司令员和中原局书记，7月6日，由中原军区和中原局任命了粟裕为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和代政委。

    首先说说，为什么原晋冀鲁豫部队没有能更及时的补充兵员？除了一、二、三、六纵队参加南征外，1947年7、8月间陈赓兵团也随之向豫西挺进，这是为了形成中原三路大军“品”字形阵势的两角。陈赓兵团包括四纵、九纵和西北三十八军，其中四、九纵队后来在豫西再次与刘伯承部汇合；三十八军就地整编为陕南军区，另外一部分编入主力部队。四、九两个纵队约有5万多人。其后王宏坤率十纵，赵基梅后张才千率十二纵也南下助战，这两个纵队合计约4万多人。但受形势之迫，两个纵队开辟桐柏江汉两个军区，成为中原军区锲在大别山周边的钉子。十一纵王秉璋率队南下时，奉命受华东野战军指挥协助作战。直到淮海战役打完黄百韬兵团，才回归中野建制。

    淮海战役，中野部队全军主力仅14万与华野36万，从数量上差的甚远。中野各主力纵队人数如下：一纵17915人、二纵15521人、三纵17724人、四纵31695人、六纵21644人、九纵20775人、十一纵15695人。其中一、二、三、六纵与1948年2月转出大别山时基本没有增长。大家也看到了，在主力部队受到损失的情况下，为什么刘邓首长还要反其道而行之，没有急于扩编，反而把十纵、十二纵变成了军区部队。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各大战略区包括徐向前在晋冀鲁豫老区部队都在迅速进行军区部队升级建立野战纵队的改造，这就让人们更加不理解刘邓首长反其道而行之的道理？只要我们对当时的战势有进一步研究，我们就会知道这是形势所迫，从全局看必须有所取舍。从129师，晋冀鲁豫军区，晋冀鲁豫野战军，晋翼鲁豫野战军主力，中原野战军，中原军区的一系列的编制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这支部队是从来没有山头的，在所有的整编和转隶过程中，无条件地服从全国大局，服从整体利益。

    通过另外一位中原军区的付政委邓子恢（他5月9日上任，也是中原局书记之一）的故事我们可以看中原军区内部，中原野战军、陈谢兵团和华东野战军的密切合作。邓子恢是一位了不起的财经专家、根据地建设的大行家、闽西根据地创始人，红军初创时期为工农武装割据军事思想做出过重要的实践和补充。到1948年，他被被刘邓首长从华东要到中原军区担任副政委。在此之前，邓子恢在华东统管支前工作和部队后勤工作，粟裕主管作战，要粮有粮要兵有兵，邓子恢、刘瑞龙两位为华东的幕后功臣，做出无可替代的贡献。在淮海战役中，陈毅元帅有一句名言“人民群众小推车支援淮海战役”，名言成于元帅笔下，而实际工作则是邓子恢率领团队完成的。

    刘邓首长要邓子恢过来专为解决中原大军的供应问题。刘邓大军当时在宝丰的供应问题严重：第一无稳定根据地，无法有效征粮；第二无有力地方政权，无法组织民力支前、安置伤病员和家属；第三无党组织和军区，无法组织兵员征召和二线部队储备；第四无有经验的经济工作干部，中原城市经济活动濒临崩溃，商业停顿民生恶化。与此同时白崇禧指挥32个旅的兵力仍继续对大别山区进行强力围剿，同步推进合村并寨等白色恐怖政策妄图以组织对组织、以乡村对乡村，彻底挖断刘邓大军建立的根据地。

    跃进大别山时丢掉重武器的轻装部队像一把尖刀，插入国民党心脏地区，四个主力纵队“上马打仗，下马建政”，既要打仗求生存，还要自力更生解决后勤供应、伤员救治、开辟根据地、征粮征夫甚至土改工作，何其艰难！而后来的十纵和十二纵坚守大别山根据也极其不容易，这也就是中原军区决定把十纵和十二纵转为地方军区的主要原因。一者是为了守住和寻求进一步建设大别山根据地，为大军提供生存基础；二者是在军事上进一步形成牵制敌人之势。桐柏军区和江汉军区，包括陈赓留下的独立旅开辟的粤西军区，多多少少在军事上都起到了重要的牵制作用。

    中原军区主要负责全盘军事统筹、作战和开辟新的根据地，而付政委邓子恢就是为了解决经济和后勤工作而来。邓子恢付政委顶住重大压力，要粮、要夫、要衣、要鞋，全军区各条战线都急切地等待着后勤支援，后方工作中出现过一些过激行为，邓子恢付政委率领团队一次又一次解决危机，保障中央“逐鹿中原”的方略实施。

    后勤是取得军事斗争胜利的基础

    古代兵法中，“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无辎重则亡”、“取用于国，因粮于敌”，都反映了中国自古以来在军事上非常重视后勤。

    邓子恢付政委是中原军区的大管家，他目睹了很多在中原地区发生的错误，比如土改过激的典型问题。时任桐柏军区司令员王宏坤回忆：“十纵在桐柏军区刚刚展开部队，还没摸清楚情况就按照华北老根据地的经验进行土改。有的县、区提出5天分浮财，半月分土地的激进路线。不分地主、富农、中农的实际，盲目蛮干。甚至还有一些不懂政策的干部提出第一要枪第二要钱第三要命的错误口号。有一个干部带着群众10天内分了9个村子的土地。大干快上不分贤愚，不仅损害了一部分并不属于地主的富裕农户的利益，还粗暴地打乱了农业生产秩序。农村一片惶惶然。”土改初衷自然是好的，结果导向自然也是好的，但是因为方法不对，惹了大麻烦，地主和土匪趁机勾结，利益受损的中小地主富裕农户一起暗中抵制土改。他们威胁贫农只要敢接受土改分地，等共军走了就打回来杀他们全家。于是乎农村家家跑反、户户躲避，不敢要田。陈毅发现这一问题，心酸地吟诗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一去摘豆回，再去抱蔓归。”

    如此方法土改，怎可能把人民群众争取到自己一边？刘邓首长赶紧叫停，经中央同意后把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推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拿到中原地区来安抚农民，最终缓和了矛盾。邓子恢付政委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刘邓首长的意图，他提出了在土改问题上三步走的办法：1、先在乡村进行打匪除霸的斗争，消灭土匪和恶霸地主，从军事上打掉反动势力，让老百姓不用再担心害怕被报复，放心地接受党的减租减息和逐步土改政策；2、减租减息逐步推开，减少地主剥削，使地主富户和贫农暂时共存；3、双减政策减的充分了到位了，地主和贫农共容过渡很好了，再施行土改分田。这个政策一出来，让绝大多数中小地主看到了生存的希望。愿意慢慢配合共产党的政策。再加上打匪除霸斗争进行的非常顺利，为老百姓消除了威胁，土改终于慢慢推行开来。做完了这些海量的、复杂的、一人一事的、过程反复的工作，才终于把征粮工作慢慢推上正轨。

    与此同时，在中原军区和中原局的领导下，邓子恢付政委还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依托从河南大学到宝丰来的280多名学生，创立了中原大学，刘伯承任中原大学校长，后来又成立中原军政大学，大力培养各条战线的干部，为建设中原军区储备人才。另外，如城市财经工作、恢复商业、组织系统的群众支前，都一点点从零开始做起来了，不烦多举，把宝丰建成了一个领导“逐鹿中原”的中心地区。

    若不是有这样一批为中原军区和中原局后勤、经济和文化工作而努力的干部，不可能有逐鹿中原的宏观场面，以及最终取得淮海战役中的胜利。刘伯承司令员曾高度赞扬过邓子恢付政委一批后勤工作者为逐鹿中原历史做出了杰出贡献。

    为什么我在文章结尾的部分专门讲了“后勤是军事斗争胜利的基础”？因为古往今来所有的军事家都非常重视后勤。中国的革命斗争史证明：军事斗争和建设政权就像人在格斗中的两个挙头，只有互相配合，取信于民，逐步壮大起来，最终才会取得革命的胜利！还原真相，才能以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