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父亲战争年代的革命事迹，除了母亲生前零星地讲到过一些，全面地了解父亲，还是得益于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的系列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我和老伴于2018年10月15日、 2020年11月25日、2021年07月06日，三次来到鄂中抗日策源地张氏祠堂党支部旧址，站在张氏祠堂前开展红色寻根，追寻父亲的足迹。

    我的父亲汪立波于2002年6月30日在武昌逝世，享年95岁。去世前担任湖北省农业厅副厅长，享受在职正省级待遇。

    父亲的命很苦，经历却很传奇。父亲小名叫汪立声、化名程孝忠。1907年10月13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杏花乡新店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祖父汪心田，参加土地革命战争时就被敌人杀害，他靠祖母抚养，8岁他就给地主放牛。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武装后，祖母被敌人抓进监狱，割掉一只耳朵后也遭枪杀，姑姑被卖给人家，没有下落。父亲唯一的弟弟在家无法安身，被迫出家当和尚，死于破伤风。捡来的一个姑姑被卖后，六几年才找到，找到时连鼻子也烂没了，后来剩下他一个孤儿。土地革命时期他参加了“九月暴动”和举世瞩目的“黄麻起义”，先后担任黄（安）麻（城）农民起义义勇军大队长。1931年任红四军十三师三十七团三营营长，参加攻打黄安县城战役，任决死队队长。他作战英勇，身先士卒，率队攻入城中，同敌人肉搏，不幸负伤，1932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原地区发动疯狂第四次围剿，他因重伤不能随部队撤离，被送到黄安县紫云寨养伤，治伤时，没有麻药，七八个人按着他用刀刮，左腿坏死，落得终身残疾。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入川后，敌人对苏区进行野蛮屠杀，大别山区人烟稀少，无处藏身，他只好同我母亲石墨兰化名到白区，一边靠乞讨维持生活，一边寻找党组织。

    母亲石墨兰，湖北黄安（今红安）人。黄麻起义时就是乡苏維埃的妇女委员，1931年与时任三营营长的父亲相识并結为夫妻，1932年入党。黄麻起义失败后与父亲一起留在了大别山。抚养成人的子女有姐姐汪世英、弟弟汪世勤、汪世俭和我四个，其他子女在战争年代先后夭折。据母亲生前回忆老大出生不久，父母亲随部队躲在一个山洞里，他饿得嗷嗷直叫，母亲怕他的哭声暴怒部队，把他捂死了。1936年，父母讨饭到杨家寨时生我姐汪世英，当时什么吃的都没有，父亲杵着双拐沿村乞讨，才讨了一小杯红糖，冲了杯糖水给母亲喝。我是1942年出生在安陆赵家棚刘家小湾的，当时正逢部队北上抗日，我生下来才四十天就给的老百姓家寄养，直到全国解放后父母亲才找回我，上学期间我在住校，后来又参军到了部队，父亲虽然带我去过赵棚二次，他们当时谈的都是一些中心工作。在结识志奇和其文后，他们给我提供大量的文献资料，每次读完后我都是热泪盈眶。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收集整理出父亲在以安陆赵棚张氏祠堂党支部为起点、在安北苏区、在鄂中抗日根据地的革命事迹，我在充满谢意的同时，对父亲充满由衷的敬意。

    1932年夏，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对鄂豫皖苏区实行“三光”政策，父母亲避居深山野洞，靠吃野果度日，过着野人的生活。1934年冬，经红二十五军参谋长戴季英指示，辗转来到平汉铁路线上的应山县杨家寨潜伏，秘密发展党员，冒着搜山被捕杀的危险，继续坚持斗争。1938年日本鬼子侵占武汉前，父亲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接上組织关系，就地秘密开展党的活动，为党发动敌后游击战争作准备。1938年10月，侵华日寇十分猖獗，妄图以平汉铁路为界，阻止铁路以东的鄂东北、豫南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向平汉铁路以西发展壮大。这时的安陆已被日寇占领，为粉碎日军的阴谋，党组织委派父亲，前往安北赵家棚创建抗日敌后根据地。父亲临危受命，由应山杨家寨来到安陆、应山、孝感交界处的赵家棚张氏祠堂，发展党的地下组织，秘密开展革命活动，由此与张家结下不解之缘，开启了他传奇人生里辉煌的一页。

    据《安陆县志》记载：“赵棚镇张氏祠堂，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安北地区的第一个独立支部旧址。墙壁为青砖直砌，青灰色布瓦，一门四窗，东西长16.2米，南北宽19米，总面积308平方米。祠堂始建于光绪十一年。张氏祠堂地处安应边界，东北紧邻张家冲，东南2公里是四张壪，正南1.5公里是张家洼，西边邻近张氏祠堂壪，西北2公里是三张家壪，正北1公里是张家楼塆。周围的土桥、河西杨、易壪、汪家垅、赵棚街等地还有散住张家人，张姓在赵棚属第一名门旺族，当时的总人口达3500人，与应山接壤的是张家冲、张家楼壪、三张家壪，与大鹤山紧邻的是张家洼村，这里山大林深，地势险要。张氏祠堂单门独院，依山而建，进退有余。 

    1938年11月，寒风呼啸，草木枯黄。父母拖儿带女，挑着破旧行李卷筒，翻山越岭，杵着双拐，行走非常艰难地沿途乞讨，来到赵家棚东面的张家冲。父亲每天一走一拐地挑着货担，游乡叫卖、赶集兜售小商品，母亲就在住处张罗衣食、不抛头露面。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没人发现这对要饭的乞丐夫妻，就是党組织派往鄂中的革命火种。有一次母亲与房东张世金交谈，从他口中了解到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安陆县第二区区长兼第二游击支队长杨弼卿，收集国民党溃军遗弃的枪支，拼凑了十余人枪的地主武装，打着＂抗日＂和＂保境安民＂的旗号，抽丁派款，借机勒索。群众如陷水火，迫切希望共产党来领导抗日救国。母亲给他介绍了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成立，宣传共产党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的主张，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对外。张世金听到这些消息，非常惊喜，当即向母亲提出自己愿意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经父母介绍，张世金成为抗战时期赵家棚地区的第一个中共党员。张世金的妻子姓夏，温柔贤慧，心地善良，知道父母亲是来做大事的，主动负责掩护，保护他们的安全。

    父亲注意到赵棚地区的主要村庄居住的都是张家人，家风井然，尚武崇德、仁义谦恭、诚实守信、爱家爱国、勤俭礼让，群众基础好，抗日热情高，张家是他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依靠和发展对象。

    父亲初到张家冲时，张氏祠堂壪的村民张世哲以为他就是个流浪乞丐，发善心在生活上给予照顾。经过深入交谈，张世哲发现父亲不像一般的乞丐，对他心生敬意！ 在父亲的引导下，张世哲一步步走上抗日救亡的革命道路。

    经张世哲引荐，张家人破除封建陈规，安排父母亲住进了张氏祠堂。

    父亲定居张氏祠堂后，在陡坡壪、孙家壪和张家大壪三个自然村，秘密宣传抗日主张，首先得到张家人的拥戴。接着在崔兴淳家巷子壪，成立抗日“十人团”。十二月，父亲在张氏祠堂开始发展共产党员，培养入党积极份子张世哲、张继全、艾幼德三人入党，成立了安北地区第一个党小组，父亲任组长。

    1939年春节前，家家都在忙过年。母亲独自留在张家冲坚持活动，让父亲回应山去，打听杨家寨、高家店、李家冲党组织活动情况和军队的去向。父亲与黄安七里坪留守处干部郑重取得联系，了解到大别山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抗日，留守的武装改编为新四军游击六大队，大队长罗厚福、政委熊作芳带领部队，已开赴平汉铁路东侧一线，开辟敌后根据地。在李家冲父亲见到了长期坚持在大别山斗争的红军领导人何耀榜，得知六大队与国民党地方组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各方面的力量合作抗日。

    父亲就赶回住处时，看不到一丝节日的气氛，母亲正坐在地上，望着不滿一岁的小争国和两岁的小金莲愁眉苦脸。由于缺粮，大人每天喝不上一餐稀粥，挤不出一滴奶水，两个孩子傲傲待哺。她看到父亲平安返回，又喜又悲。由于营养不良，两个小生命先后夭折。

    张家祠堂是张氏家族唯一的公共场所，族里、村里的公共事务协商，纠纷处理，娛乐等活动，每年都在这里举行。父亲在这里结识了不少抗日积极分子。1939年2月，发展张继生、侯大寿、魏华堂、鲁赤川（女），邓立藩、彭明德等六人为中共党员，在张氏祠堂举行入党宣誓，并正式建立张氏祠堂党支部。独立领导安北地区群众开辟抗日敌后根据地，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成为安北地区抗日运动的星星之火。

    在此基础上，父亲利用串乡之便，在赵家棚熊家巷子，发展了熊子万、熊子尧、王金保等二十余名党员，建立起熊家巷党支部。

    1939年4月，日寇在武汉外围的大小城镇及交通要道驻扎了十五万重兵，建立了六百多个据点，鄂中大地沦陷敌手。为扩大抗日敌后根据地，打通平汉铁路。奉中央和中原局之命，湖北抗日游击大队主力，在李先念、许金彪的率领下向平汉铁路以西的应安孝一带挺进。5月9日，豫鄂边区省委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军事部长李先念带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不足200人马，来到安陆赵家棚寻找立足之地。孤悬敌后的父亲得到消息后，非常高兴。他动员张氏祠堂党支部的共产党员立即组织张氏各壪的群众为部队的到来，筹备粮草和营房，确保部队和首长的安全，部队会师地点首选张家冲。张家冲的群众像迎接亲人一样欢迎湖北抗日游击大队的到来，端茶送水，牵铺搭盖，热情提供生活服务。孙家塆位于张家冲中部一座山头的西侧，住的都是张家人。父亲曾在山北头的张世照家住过，他家前后两层平房，紧挨山边有一扇小侧门，直通山坡树林，非常隐蔽。张世照，是个私塾先生，对侵华日军的暴行深恶痛绝。部队到来前，父亲和张世哲来到他家商量将部队的指挥部设在他家，他异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决定。

    1939年5月的一天，父亲在张家冲孙家塆正同应山县委的几位干部商量工作，李先念突然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他在握手时，惊喜地发现了父亲，用浓厚的黄安口音问到：“汪立波，你还在啊，我以为你的坟上长了树呢！”父亲紧紧握住李先念的手，泣不成声，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父亲向他汇报了赵家棚国民党军政情况和我党组织活动基础，提出了新四军到达后我党开展地方工作的建议。李先念听后很兴奋，感谢他们夫妇俩不畏艰险，忍辱负重，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要求他们按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放开手脚，大胆工作，把赵家棚建成我党我军开展抗日活动的坚强阵地。

    部队在张氏祠堂安营扎寨后，司令部设在张家冲张世照家。李先念第二天就在张氏祠堂召开联席会议。部队在张家冲驻扎期间，由于当地党员群众的大力支持，李先念顺利地完成了三次部队整编，为鄂中敌后根据地的扩大和鄂中抗战奠定坚实的基础。

    1939年5月，应山县委会议在张家冲孙家壪召开，李先念向应山县委书记马远清介绍，安排父亲参加应山县委会工作，会议决定成立赵家棚区委会，由父亲任区委书记，领导应山南杨家寨、高家店、李家冲三个支部和安北张家冲、熊家巷子的两个支部，共计八十余名党员，暂属于中共应山县委领导。张世哲接任张氏祠堂党支部书记，管辖赵棚（张氏祠堂）、崔兴（淳家巷子），土桥三个党支部。以抗日“十人团”为基础，创建农民自卫队，张世哲任自卫大队长，侯大寿任武装委员，魏华堂任宣传委员，鲁赤川（女）任妇联主任，领导安北地区的人民群众走向武装抗日的道路。张氏祠堂独立支部继续培养和发展党员，至年底，发展地下党员37人，支部下设五个党小组，遍布安北地区28个自然壪。至此，父亲逐渐公开了身份，母亲仍以家庭妇女的身份出现，默默地协助父亲工作。

    随着安北地区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地下联络日益频繁，1939年春，父亲决定在赵家棚设立联络站。建立联络站最重要地是选择对党忠诚、革命意志坚定的联络员。父亲经过慎重筛选，决定由张家冲的共产党员张继生担任，在赵家棚街，以摆货摊为掩护，在他家里设立中共安（陆）应（山）指挥部驻赵家棚地下联络站。张继生首任站长，赵棚棋格的胡保同任联络组长。联络范围：南至孝感白沙铺，北至应山太平、杨家寨，东至平汉铁路磨山王家店，西至应山寿山新街和陈家巷等地。

    1939年秋，日军在憨山寺一带吃过败仗后，集结1000余兵力，向赵家棚一带进犯。张继生获悉这一情报后，立即向上级首长报告。李先念根据敌情，亲率主力，经过三天三夜“捉迷藏”的游击战术，打死打伤敌人100多名，迫使日军龟缩到安陆城和孝感花园据点。

    1940年4月，新四军主力部队东移。顽军杨弼卿趁赵家棚驻地空虚之际，勾结国民党125师1000余人，企图进行袭扰。1941年，日军再犯赵家棚，一时交通联络中断。战斗结束后，张继生继续以摆摊为掩护，恢复侦察联络工作。1946年，主力部队突围北上后，张继生不幸被捕入狱，国军经过一年的审讯，一无所获，于次年7月将其残酷杀害，牺牲时年仅44岁。

    1940年夏秋，日军向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所在地坪坝镇总工发动了三次突袭。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司令部就设在距离坪坝镇不到十千米的王义贞镇。李先念亲自指挥了三次坪垻保卫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极大地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巩固了敌后根据地。父亲以安陆赵家棚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中心，为豫鄂边区的战略指挥提供后勤保障。新四军第五师在这里建立了兵工厂、被服厂、报社、印刷厂和敌后医院等战地设施，使奋战在边区的抗战部队得到充分的后勤补给。后来父亲在《安陆市赵棚镇抗日纪事：

    《沸腾的赵家棚》一文中也深情地回忆到当时的情景。

    1941年，随着武装力量的壮大，父亲任中共安北工委书记兼安北抗日大队政委，直属鄂中地委领导。张世哲任自卫纵队长，管辖崔兴、吉阳、槎山等地，下设三个自卫大队。张氏祠堂成为建立抗日敌后根据地，承接平汉铁路东西的桥梁和纽带。父亲这时成为日伪通缉的要犯，到处悬赏捉拿他。1941年春的一天，日伪得知父亲的行踪后，紧跟不放。情况十分危急，他立即抄小路躲进张氏祠堂。当时张世金的妻子夏氏正在祠堂居住，情急之下，夏氏立刻叫他装病睡到自己的床上。不一会一群日本鬼子和伪军追赶到张氏祠堂，气势汹汹地问夏氏有没有看见共党分子跑到这里？夏婆婆镇静地回答，没有。接着敌人开始到祠堂搜查，发现床上好像有个人。夏氏平静地说，这是我的儿子，他病了，不能起床。刚才好象有个人往东山跑了。追！敌人接着往东追击。夏氏看到敌人走远了，马上叫他离开祠堂向北走。父亲顺着北山小道，平安脱险。父亲对夏婆婆的救命之恩深怀感激，解放后每次来到赵棚，都要看望这位烈士遗孀！

    这一时期，以张氏祠堂党支部为中心地带的赵家棚根据地，有四千多人参加新四军，牺牲的烈士多达八百余人， 从一线抗敌到后勤保障，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安陆十年九旱，1941年6-8月连续83天没有下雨，庄稼干枯致死，颗粒无收，农民生活极度困难。1941年7月，中共鄂中地委任命父亲担任中共安北工作委员会工委书记，组织农民开展生产自救，父亲领导军民以槎山、接官、吉阳、孙厉、汉中、崔季等地为重点，共完成总土石方300多万立方米，新建和扩建塘堰1063口、河坝106座，增加蓄水能力1000多万立方米，有效地缓解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农田灌溉和人畜用水困难。

    1941年秋开始，父亲带领安北工委的同志和各区中队、乡武工队的负责人，现场勘踏，广泛倾听群众的意见，很快制定出具体施工方案。1941年冬至1942年春，先在吉阳山下的河西杨、李家嘴、槎山脚下的槽坊塆修建三处河坝，在曹家冲施家大坡下面的山洼里新建了一口大塘。以此作为示范样板，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以乡、村为单位施工，全面铺开“千塘百坝工程”。

    当年党中央在解放日版报道的丰乐坝、安丰坝、杨家坝、土桥坝、下堰坝、明家坝、唐畈坝，现在被当地人民群众统称为汪公坝，仍在福泽后世。

    1942年，刚刚夭折了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母亲还没有完全从悲痛走出来，接着怀了我，当地的老人们说我是哭子怀子的，不好养。父母就给取了个贱养的名字--丫头，于是在我出生40天后，就把我送给当地的农民艾祖彦抚养。1943年，部队奉命北上抗日，父亲要组织转移受伤的战士，烈士遗孤和前线战斗员的家属，母亲又怀有身孕，她们带着体弱多病的姐姐随部队北上，我就留在了艾家。艾祖彦家有个儿子比我大几个月，天天争奶吃，我吃不饱，就在一旁哭闹，勉强在他家呆几个月，我不到一岁时，父母在汉口打铜巷又找了一家没有子女的人家寄养。这个养父叫艾文甫，因在弟兄中排行老三，有人喊他艾老三，艾妈妈是我母亲做妇联工作认识的，了解他们是在解放区和敌战区活动的商人。父亲离开武汉时根本不知道前途会怎样，心酸地对他们夫妻讲：“他艾伯，这个丫头我就交给你们了，如果将来革命胜利，她是我们共同的姑娘…”，艾伯伯对外的身份是青帮成员，老在敌占区和解放区之间跑，为新四军采购粮食。我喊养母叫妈妈，有一天，妈妈急冲冲地找到艾伯，告诉他，日本人发现我是汪立波的姑娘，将我抓走了，艾伯伯通过青帮势力，进行斡旋，死说我不姓汪，是他的姑娘。当时我已经有3、4岁了，日本问我姓汪，还是姓艾？我说我姓艾。当天他们就把我保了出来。妈妈1948年患霍乱病去世。她很喜欢我，快断气的时候，一屋人围着给她做寿衣，她拿起剪刀要杀我，要我跟她一起去，说她死了，怕我没有人管。一九四九年，全国刚刚解放，父亲多方打听找到了我，我当时以为是耍猴把戏的，不肯跟着他们走，他们等我睡着后，把我抱走，等我一觉醒来，已经在孝感了。艾伯也被安排在省农业厅做采购，在我家住了很多年。

    母亲也说过艾伯和养母很宠我，当年部队北上前，养母带我去母亲家给她看看，母亲看到我心疼，就想着把姐姐穿小了的衣服给我穿，姐姐不愿意，说留着给她肚子里的弟弟穿，我拉着养母的衣角生气地说：“走，再也不到她家来”。我养父母是跑生意的，不缺衣服给我穿养。解放后，我和新四军五师的其他子女一样，进了干部子女班学习，放学后，到同学家去住，也不回家。有一次，父亲在同学家碰到我，很是生气，回家对着我妈说：这丫头硬是喂不家！（养不熟） 母亲因为我总说我不是她亲生的，经常讲他们北上抗日时，把我留在老百姓家是迫不得己，每当跟我谈到此事她都很难过，说很亏欠我！

    解放后，父母与艾家的两个养父母家有往来，艾祖彦来过我家两次，每次都是用麻布袋，把自己家里种的桃子、李子送过来。1957年，父母亲带着我们全家到安陆赵棚去看望过艾祖彦全家。艾祖彦的妹妹，我喊幺姑，曾背着我到处玩，我见到她们时，哭着闹着耐在他家不肯走。

    后来我到过赵棚两次，一次是跟着父亲去的，再一次就是武汉铁路局在安陆县组织了20多天的足球训练，足球场是我与县政府联系的。

    全国解放后，父亲想留在部队，任河南軍区司令员，李先念动员父亲和他一起转业到湖北，父亲说我一个残废人，到地方去了怎么办？李先念说你为革命致残的，终身给你配一个公务员（警卫员）照顾你，就这样，父亲回武汉任市房地局局长，住在外国使馆留下的一套旧房子里，负责孝感的镇反运动。他喜欢农业，后调到金水农场工作，在金水农场任场长时的事迹，登过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他喜欢学习、喜欢写作、喜欢思考问题。1957年，参加干部速成班，学习文化一年。在星火燎原上发表过《火烧龙潭寺》等文章。他在革命跟据地就建起文工团、铁路学校、被服厂，连后来的湖北省楚剧团也是他从北方带回来的。

    父亲对部下、对老区、老家来的人都很好，对家人非常严格，近于苛刻。我母亲1931年就是乡苏维埃妇女联合会主任，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是军队干部，全国解放后，他一直不让我妈工作，说你在家招呼我就是工作。妈妈一直到1980年落实政策时，才恢复了正处的待遇，之前，一直是工人身份，每月拿30多元的工资。我们四姊妹参加工作，也全部是靠自己，没有找一个关系。父亲生前有钱就寄给红安老家修鱼塘，捐款给学校，去世时除了安葬费，没有一分钱的存款。

    三年困难时期，红安、安陆农村来了一波又一波的人，都是在我家吃，我家住，我家成了旅馆酒店。米不够吃，妈妈用甑蒸饭时，在米下面放豌豆和胡萝卜，等客人把米饭吃完了，我们一家人再吃豌豆和胡萝卜，顿顿如此，我吃得小腿浮肿，也想不到一碗米饭。他教育我们：“山潮、海潮不如人潮”，当年我们闹革命，不是他们帮助，哪有我们的今天。当时两个弟弟是学生粮票，每人每月供应38斤粮食，还不够吃，他见我们心生抱怨，教育我们，你们嫌豌豆、胡萝卜不好吃，现在有很多人睁着眼睛在饿肚子，连这些都吃不上，你们知道吗？我们一想，父亲说的也对。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我们姊妹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在单位都看不出我们是高干子女，单位的苦活重活，我们都是抢着干，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我家的老房子还是上世纪50年代分的，一直没有换过。我在单位担任过分房办主任，严格按照政策，夫妻双方一套房，到现在我们也只有一套房。

    老伴丁士华，1960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防部某科研所参加工作，北京户口，准尉军衔，支援三线工程时，完全可以留在北京，我们没有找任何领导，服从组织安排，一起到三线某基地服役。他在长期科研实践中，皮肤受到辐射感染，在三线基地不习惯，复转到武汉七一九”科研所工作，我由干部降职为职工随夫转业到武汉铁道局工作。即使这样，父亲还不满意！多次批评我们：“我们当年就是从山沟里闹革命走出来的，养了你们倒好，嫌山里穷，怕吃苦，没有山区人民的支持就没有革命的成功，我们家不养资产阶级大小姐”。父亲希望我们姐弟都能当兵，但姐姐和大弟身体不好当不了兵，希望我们能上农业大学，学农…  我的二个弟弟都是工人，大弟在邮电科学院，小弟在七四三五工厂汽车修理工。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我和两个弟弟从小就学会挖地、种菜、捉虫。父亲要求四个子女都入党，我和两个弟弟提前入党，姐姐入党晚一点，老是挨父亲的骂，被父亲说是一个空白点，感到羞耻，在父亲的教育下，姐姐积极要求进步，调到广州水产科学所时终于入了党，全家都成为党员。

    父亲没有给子女留下物质财富，却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宝藏，老区的人民没有忘记他的历史功勋。2018年3月的一天上午，我接到红色文化传播者张志奇的电话，他首先作了自我介绍，告诉他是通过湖北省“红工委”办公室副主任莫列义、红安县党史办主任辛向阳找到我的电话号码，他联系我的目的主要是告诉我，父亲生前战斗过的安陆赵棚革命老区，为了庆祝建党100周年，组织当地群众已经修复了革命遗址张氏祠堂党支部旧址，正在布置父亲的旧居，希望我能提供一些父亲生前留下的文物，充实布置的内容，另外给我介绍了张氏祠堂党支部旧址的管理员张其文和他撰写的《张氏祠堂，不能让你从地球上消失——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这篇文章。我收到志奇发给了我文章的电子版后，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反复地看来看去，感动得老泪纵横。我给志奇和其文分别回了短信，表达我的谢意和遗憾。我虽是父亲的女儿，也出生在安陆，但对他的革命事迹真没有你们了解得多。

    父母亲逝世后，我的姐姐和两个弟弟不幸相继去世，父亲生前的一些书稿和生活用品原来由他们保管，现在还要清理寻找。父亲在世的时候，红安举行“黄麻起义”纪念活动都是邀请他老人家参加。父亲去世后，就没有邀请过。2016年，我的一位朋友也是参加“黄麻起义”先烈的后辈，跟我说“黄麻起义”纪念活动，我可以参加。这样，红安党史办才留存有我的电话号码，不然也联系不上我。我看完文章和修复后的张氏祠堂照片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联系他们尽快在武昌见面，接着回到父亲曾居住的老屋里清理遗物。

    2018年10月24日上午，志奇、其文如约来到武昌千家街“七一九”科研所与我们第一次见面。见到他们后，才弄清楚志奇和其文的情况。

    张志奇不仅是一名红色文化传播自愿者，也是一名红二代。他的父亲是1931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战士，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四军五师任排长。1946年中原突围掉队后逃荒到嘉鱼，49岁时生他。他现在是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教授、管理学博士、全国资深的管理专家，还是作家。出版了很多理论专著、企业管理著作、文化书籍和红色文章。他做红色文化的传播完全是出自对革命先烈、革命先贤的崇敬，全部都是自愿行为。

    张其文，1952年5月出生于赵棚张家冲大壪，抗战时期其伯父经常到赵棚街协助地下交通站站长张继生刺探敌情，父亲在张家冲隐蔽期间，其父亲经常帮助购买生活用品，传送口信。经常为来家住宿新四军战士，挑水搭铺。革命前辈夏婆婆掩护父亲脱险的故事，从小就成为他的人生教材。他除了组织张氏族人完成张氏祠堂的修复外，还挖掘整理出5万多字的历史资料，包括《张氏祠堂党支部》、《李先念、陈少敏张家冲会师》、《地下联络站》、《汪立波与张氏家族的生死情缘》等红色故事。

    听了他们的介绍，知道他们也是红色后代，我太高兴了，握着他们的手久久不愿松开。回答完他们的问话，我将保存和近期清理的父亲遗物，捐赠给了张氏祠堂党支部旧址，通过志奇转交其文保管。当年我已经77岁了，也担心父亲的遗物如何保存，现在捐献给红色旧址张氏祠堂我放心了，这也合乎我父亲的遗愿！我要感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