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在战斗空隙喜欢钓鱼，另一个警卫员周龙曾让周琳到洪湖边上给找鱼竿。周龙说，总指挥说钓鱼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给部队打牙祭，解决给养不足，补充战士体力；二是钓鱼时可以思考下一仗怎么个打法。

    1957年，周琳调到北京工作，前往贺龙元帅住地看望时，贺帅高兴地拉着这位与湘鄂西共存亡的小“洪湖帮分子 ”问长问短，还表扬和肯定周琳抓部队建设，提高战斗力一些做法。1960年，周琳病情变化回武汉修养。一天，他突然收到贺龙元帅托人捎来的一套漂亮的钓鱼竿，这套漂亮的钓鱼竿和时任空军副政委吴法宪送的另一副，一直陪伴着周琳到不能再去东湖钓鱼为止。

    和王震、萧克的情谊是在1934年10月开始。当时，周琳在沿河独立团任团长兼政委，与常德善领导的25团在沿河铅厂坝，先后遇到李达率领的六军团特务营等三百多人和六军团机枪营二百多人的散兵部队。当萧克、王震等后续部队三千多人到达印江县木黄镇时，中央代表任弼时和贺龙军长带领萧克军团长、王震政委与红三军团以上干部见面。萧克、王震得知是周琳和常德善团首先发现他们的先头部队时，两位首长与周琳、常德善热烈握手。当时，周琳带领沿河独立团七、八百人的武器装备差得提不起来，五、六只短枪，三十几支长枪，一百多支土允火药枪，三、四百支红缨枪，还有一部分大刀、鱼叉等，不少人赤手空拳，每个人穿的黑、白、兰、花五颜六色，长短肥瘦破烂不堪，脚下赤脚的较多，有一部分穿草鞋和用破布裹着脚的，头上围着黑白蓝土布格子头巾。就这样，他们执行军团命令，红三军要尽地主之谊，干部的位置让出来给六军团的干部，好的东西拿出来给六军团战友们用，洗脸水尽六军团的同志们先洗，多打几双草鞋要用实际欢迎从毛委员身边远道而来的六军团战友们！周琳带领全团把自己睡的铺盖、稻草和盐巴、仅有的几匹骡马，送到六军团，还找来当地的妇女们给六军团的战士们缝补破烂衣服。萧克、王震很感动，送给独立团几支长枪。过玉龙雪山前，王震特意来到十八团，看望周琳的伤情，交待军团老中医杨云阶等抓紧把周琳下半身的几处弹片清理好。

    1958年，大批军队干部复员、转业到北大荒屯垦戍边，周琳作为空军复转东北部队的总带队，带病带领工作组用近一年的时间，圆满地完成数万官兵的安置。得到军委、总部的奖励。红军时期的老首长，时任副总参谋长、农垦部长王震得知后很高兴，特意对周琳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还讲到他没有忘记在长征途中的“王胡子、关胡子”曾号召过两个军团伙食人员学习周琳鼓励战士走出草地，腌“咸豆角”给掉队人员“打牙祭”做法。“咸豆角”“打牙祭”为中国革命做出过贡献的那件事！现在，周琳又顺利完成一项伟大战略转移任务，可喜可贺！王震提议安排周琳到天津、青岛等地休息疗养，还提议他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和首都国庆十周年观摩代表。

    十、廖汉生，忘不掉的老领导、老战友。周琳与廖汉生的情谊是在1932年秋天。那时，廖汉生在鹤峰县游击大队任副大队长。周琳因为杨林关战场上骂了瞎指挥造成两千多名红军官兵惨重伤亡的夏曦，被撤掉营长关进牢房后又放出上前线。7师师长王一鸣看到周琳放回来说：不敢给你当营长了，去警卫营当营佐吧！想办法把师机关和你们营剩下百把号人的给养给我搞点填肚子的东西，就算你“戴罪立功”。周琳领到师长的命令，带着十几个人，先头于全师准备撤退的方向五峰、鹤峰、宣恩等地奔袭出发，为后续大部队屯集点粮草伙食。他们到了五峰的潭湾一带，遇到游击大队长廖汉生的游击队。廖汉生得知情况，打发几个队员送来一大捆长豆角和一纸包盐巴，来人告诉周琳防止豆角烂，先腌成咸菜，等部队到达，分给大家也能解决肚子问题。周琳和一同来的几个人找到几个坛子，照着廖汉生的教法做成咸菜。另外找到一些粮食藏到山里等待部队到来。尽管后来7师没能按预先计划向鹤峰等地撤退，周琳等人储藏的给养交给廖汉生，他在廖汉生那里学的腌咸菜，后来的长征路上到达西康，派上用场。

    1934年6月，周琳到贵州沿河枫香溪红三军政治训练队学习。各部队来的三、四百人，队长是老熟人、已经由红三军秘书升任为红9师政委的廖汉生。总负责人和主讲教官恰恰是周琳最不想见到的夏曦书记兼任。夏曦确实是有文化，讲课有理论，编写了不少教课方案和条列等。学习结业时，夏曦有意给周琳穿小鞋，周琳对夏曦平时授课时的讽刺、挖苦文化低的学员“蠢猪、笨蛋、木头脑袋”等早就愤恨不平。加上分配他去最偏远的岩底下村搞苏维埃政府有意见，两个人大吵起来，夏曦拍桌子、甩帽子、砸了墨水瓶子并且大骂周琳是没有改造好的“改组派、AB团、顽固派、臭小子我先打你一通，再把你押起来。别看瘦弱的夏书记，满身军阀作风，动则打骂下属”。旁边站着的队长廖汉生用湘西调子扯住夏曦：“夏书记，算了！算了！你莫着急吗！我看周新山没有那么坏的，他会听话的！”。夏曦平静一会儿，又问，你服不服从我分配？廖汉生在一旁，对着周琳努努嘴说：去了！去了！周琳给夏曦敬了个礼，提起背包，廖汉生大出一口气，微微地笑着看看夏曦，走上前与周琳握手。临走，廖政委说：新山，我们不死还有机会在一起战斗！

    长征途中，收容大队的伤病员和掉队的官兵们，干粮袋子空空的，途中路两旁的野菜、树皮、草根，就连牛粪里的野青稞粒也抠不到，什么吃的都没有！饥饿、伤痛和恶劣环境随时吞噬着每一个战士的生命。周琳心痛至极！好不容易熬到巴西。一天中午，脚还没有站稳，前面护卫连两个蓬头垢面的战士跑来，报告周部长：在巴西镇子找到几个蔓菁（萝卜）和一把长豆角，没有洋元老乡不给。周琳让总务长给一块洋元把蔓菁和豆角买来，按照廖汉生的做法腌上了。第二天，伤员和护卫连的战士们每人分得一小粒咸豆角或者咸萝卜，喝着草根野菜汤，高兴地说：我们“打牙祭”了！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廖汉生的情谊让周琳激动不已，咸豆角“打牙祭”，为中国革命做出过贡献，二方面军首长们给予了鼓励，不少伤员、战士们走出草地！

    1935年8月20日，周琳在18团3营任教导员，营长曾庆云牺牲后，他指挥部队冲锋陷阵。但是，几次战伤经常发烧。师政委廖汉生与18团团长贺炳炎、政委余秋里说：周新山身体会影响指挥，我和师长郭鹏说过，师部特派员刘连牺牲了，把周琳调到师里当特派员吧！

    长征途中，廖汉生交给周琳特派员兼保卫部长和收容大队长，还有另外一项任务，廖政委说：你学过买卖，会 计算数字，你兼顾与在前面司令部总务处人员统计数字变化，你在后面会更准确，从刘家坪出发全师3210人。到达甘孜时，周琳向红6师廖政委报送了解到的数字：减员2507人。其中，阵亡311人；病死、饿死138人；伤残留下治疗和老乡家隐藏721人；打散下落不明109人；掉队723人；其他原因包括被俘、逃跑、投敌、不干的505人。部队只剩下803人。各类减员给部队造成巨大的损失。减员占出发时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三。廖政委看到这组数字，大颗大颗的泪珠，砸在手中的那一张抖动的纸上。因此，沿途“扩红”，给部队补充了新生力量。在甘孜向松潘草地出发时，红6师还有3040人。其中，2237人是新成分！

    十一、甘泗淇、李真一对知心、知趣的好兄长、好首长。甘泗淇，早年留苏，会俄语。1934年10月，两军整编前，甘泗淇原在六军团18师任政委。整编后，任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真是二方面军职务最高的一位女干部。周琳在二方面军政治干部系列党的特派员和锄奸部、保卫部等职，一直隶属受这对革命夫妻间接领导。甘主任为人和善，与人说话总是面带笑容。他看到周新山瘦瘦高高又是斯斯文文，还时常能看到由这个小伙子起草的请示报告等简要文件，他挺喜欢周新山，两军整编，周琳由团长兼政委改任连指导员，甘泗淇担心周琳有情绪，逗着周琳说：革命路要很长，你年纪小个子高，为了我们漫长的战斗路程和你这个长长的个子相对称，我给你一个只有我俩知道的外号“长个子”好吗？周琳笑笑说：我喜欢。打那以后，甘主任和李真见到他就老远地亲切地叫他“长个子”！

    1936年5月，部队进入康巴藏区，先头部队早早地到了德荣县城。但是，这是一个很穷的小县城，周琳在5师15团，看到路边密密麻麻累饿的东倒西歪的战士们，他走向前问道：是那个部队的？回答是军团机关和警卫部队。再往前走，看到甘主任正和大家说话。甘主任转过身子笑呵呵喊：喂！那是“长个子”吗？周琳快步过去说：自打进入云南就没有见到过甘主任，他笑呵呵地拉住周琳的手：你在哪个团？回答：5师15团。甘主任看看部队没有停下来继续向前走，问：为什么不停下来休整一下？周琳笑着拍拍瘪瘪的干粮袋子，凑到甘主任耳边：前面去抢粮食噻！甘主任为人和善全军团有了名的，大家还时不时地能听到甘主任讲几句俄语来给部队解闷、解饿！所以，周琳知到他说“抢粮食”主任不会生气。他扫视一眼部队，心情沉重地说：新山，去传命令，让部队休息。周琳示意勤务兵骑马去传达甘主任的名令。这时他才说：在这种条件下，让战士们休息一个时辰，等于给他们吃上一口炒面呀！这个德荣县可是个顶穷顶穷的地方，没有一家有粮食的商铺。任、贺、关首长正在发愁呢！说着，关向应政委一行骑着马从远处的小山边跑过来。周琳也是长征出发以来第一次见到关政委，他一脸疲惫，个子与湘鄂西时期比，似乎矮小很多，薄薄的身子瘦的前胸贴后胸，黑乎乎的胡子有三、四寸长。但是，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见到一群人围上来，他很浓的北方口音说：他妈地，那些龟儿子把粮食都运走了，一粒也找不到。大家想办法打兔子，找野果子、抓蚂蚱、飞鸟用火烤，还是很香的呢！再派人去前面的喇嘛庙借点青稞和糌粑。他看到周琳也站在人群中，伸过手淡淡地苦笑问：新山，你也赶上来了？伤口完全好了吗？小两年没有见到了，你又长高了。甘主任笑着说：是呀，新山越来越瘦，越瘦越高，都是没得吃的闹的！李真在军团直政处当主任，也走过来说：在家时，谁没有吃过野菜，哪种能吃，哪种有毒不能吃，我知道。长个子新山，你让你们15团来几名战士，我们一起去采野菜！就不信，活人会让尿憋死！我们红军战士也不会饿死的。

    下篇

    十二、李先念给予的关怀，许道琦、黄新远等给予的支持。中央为了选派南下支援李先念等领导的中原新四军五师抗战，周琳等九百多名营级以上人员被选派南下支队。另派四千一百多名干部、战士护送。八路军南下抗日独立第一游击挺进支队，在司令员王震、政委王首道、副司令员郭鹏、副政委王恩茂等领导下，五千多人经历两个多月的出陕西，过黄河，穿山西，进河南，到湖北。沿途翻山越岭，趟水过河，撕破日伪军重重关卡和围追堵截，第二次南下长征的队伍到达中原地区。

    1945年元旦后，南下支队陆续到达新四军5师所在地，湖北、河南交界的大悟山根据地。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任质彬等与干部大队人员见面后，中央支援的干部来了不少，许多人都不能按照从延安出发前拟定的职务分配岗位，周琳被分配在5师政治部锄奸部任锄奸部副部长兼鄂豫（中原）行署公安总局副总局长副部长。许道琦任锄奸部部长兼鄂豫（中原）行署公安总局局长。不久，周琳与许道琦工作变动，原120师军法处长黄新远任锄奸部长兼社会部副部长。这个期间，桐柏山和大别山交界的信阳四望山区的敌特活动猖獗，他们破坏我党抗日统一战线，诬陷我新四军并杀害革命人士和无辜群众。李先念和副政委兼主任任质彬来到锄奸部问周琳：听说你在湘鄂西和西北多数时间是处理叛徒、内奸、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的工作，还在延安总保卫部学习过侦查破敌技术。这几年，四望山的敌特越发可恶！你和黄新远部长商量出一个打掉这伙匪患的办法。经研究确定，由周琳带领40多名化装的侦查员和200多武装保卫队，深入到浉河港镇等地，经过一个多月的细致侦查，一举打掉国民党武装起来的崔仁普、周新国等为首的日伪敌特组织，缴获了电台，端掉武器弹药库，消灭一大批武装分子，为当地群众出了气，为5师从大悟宣化店向四望山区转移指挥机关，扫清了障障碍。

    1945年10月，以新四军5师部队为基础组建中原军区。周琳仍任职军区政治部锄奸部和公安总局。他想下部队回359旅，李先念从王震那里得知后，找到周琳笑着说：周部长，我看不要回359旅了，中原的部队需要更多的经过长征的老同志，还是留在中原吧！你想下部队可以的，但是，每个旅的政治干部都安排满了，先委屈一下去14旅当副主任！张体学旅长兼政委，杨焕民副政委，刘友海主任。不久，14旅的41、42、43团改为鄂东军区独立旅。李先念计划部队调整时，把周琳调到另外一线作战部队。

    这期间，中央要求中原部队选派一批干部去支援华北、东北战场。军区调出120多人成立中原军区干部支援大队，李先念对周琳说，你就去这个大队干队长兼政委吧。边你们组织培训学习，边等待飞机到来，坐着飞机去北方战场！

    十三、王树声、张才千给予的保护，王定烈、杨劲等冒死突围结成的情谊。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反动内战。周琳领导的干部大队，等不到原定的两架飞机前来接应去华北、东北前线。6月24日，他们急匆匆地集结在光山望城岗，25日编在王树声、戴季英、刘昌毅领导的一万三千多人的南路纵队向鄂西撤退。王树声命令：干部大队编在2旅张才千、刘健挺部的4团后面一同撤退。4团由团长王定烈、政委杨劲等领导。该团两千多人，是能打善战鼎鼎有名的部队。开始担任后卫，战斗一打响，到了大悟的汪洋店时，先头撤到王家店附近的纵队机关与2旅、15旅部队受阻。干部大队本来在全纵队的最后，王定烈接到纵队和旅长的命令，急速传达到周琳，由后卫急速奔跑行军改为前卫。干部大队的人都是经历长征的老同志，有战斗经验，职务高，平均年纪相对大。王定烈和杨劲带领部队快速跑过来气喘吁吁地告诉周琳：周大队长，还是在我们4团的后面！你们这些从延安来的党和军队的财富，纵队交给我们代行保护，可不能有大的闪失！你们要是出了问题，我和老杨不知道怎么向军区交差呀！按照王团长、杨政委的紧急部署，干部队放慢脚步，让出大路中央，等待4团部队冲过去。分散开的部队边跑边打奔袭一夜，找不到准确路线，天快亮了，才看到王家店东面的澴水河，也看到王家店四周布满了敌185旅和整编66师。敌宋瑞珂师长对讲机呼喊空中的3架飞机，向我军部队疯狂扫射。北面信阳的铁甲车和炮兵部队雨点般的对我军进行轰炸，干部大队和4团、7团的两个营被敌火力封锁在南面，纵队机关和15旅的45团挡在北面、3旅的7团夹在中间。王家店地下还有许多暗堡火力。我军伤亡很大。周琳指挥干部大队配合4团和7团，炸毁敌人的十几个暗堡，打开封锁线，掩护纵队和旅机关冲过封锁线，跨过平汉线，强渡襄河，迂回曲折向南漳、襄阳、谷城地区。蒋介石得知我军南路部队已经快到达鄂西北山区，气急败坏的调动75师、66师紧追不舍，10师、185师、199旅等前面阻截。7月21日，房县的石花街苍峪沟，4团和干部大队与533团遭遇。部队刚刚吃过简单的中饭，4团前卫两个营突然发起冲锋。干部队等不到纵队和旅团命令，看着前面战士们陆续抬下来干着急。这时，王海山、汤成功的15旅45团从左侧翼也打响，干部队随机冲上去与45团一起打退了左翼的敌人，缴获了一批武器和物质。王定烈团长跑过来看到干部队的人员没有伤亡，拉住周琳的手：要得！要得！不愧为中央党校培养出来的文武双全的指挥员！11月底，部队突围到保康县境内，国民党一个师、三个旅把我军团团包围，加之军需给养十分艰难，全军有覆灭的危险。见于此状况，旅长张才千传达王树声的死命令，干部大队必须“分散隐蔽。找个地方先藏起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王定烈、杨劲和周琳挥手告别战火纷飞的突围前线！
 
    1947年9月，周琳重新回到襄南军区和江汉军区任团政委兼监沔县县委书记和汉阳县委书记、四野工兵纵队、湖北军区独立4师、51军等任职。王定烈、杨劲任江汉军区独立旅副旅长、副政委和独立师师长、政委及恩施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等职。解放初，周琳任中南空军组干部长、广州空政干部部长、军委空军通信兵政委，王定烈任中南空军23师、18师师长、广州空军参谋长等。杨劲任51军212师政委、中南空军和广州空军工程部长、军委空军工程部副部长等。他们在战场上的生死情谊，延续到血液中。周琳病倒在北京总医院病床上，杨劲和夫人多次前往探望慰问乃至最后的送行！

    十四、对袁林、杨焕民、罗通、张轸、张体学、薛坦等的点滴回忆。1946年11月底，经过再三请求把干部队的人留下来补充分配到各个旅、团的意见，都被否决后，干部大队被分散。纵队副主任吴光远、分区主任王用予和孔令甫、刘国真等代表首长们送行，他们依恋的心情相互嘱托，吴主任说：你们都是延安回来的红军，又都是团级以上的领导，不需多说，你们组成一个战斗集体，想办法向华北、东北方向隐蔽性的转移，如果北上不成功，就地先隐蔽起来，等待时机再说。临时分配到一个隐蔽小组的周琳和袁林（江西永新人，1928年参加革命。原红27军抗敌部长和第1团政委。突围前为鄂东9团政委。分散隐蔽后回到江西老家，先后两次找部队途中受阻。解放后，重新参军任吉安军分区科长、县长、井冈山管理局局长等。2007年6月去世。）；邓利亚（湖北潜江人，1930年参加革命，1940年曾任718团政治处主任，突围后失踪，后来情况不详）；余勋光（江西吉安人，1929年参加革命。突围前为豫南军分区新兵团副团长。解放后曾任南昌军分区司令员和上海公安总队长）；旷坚（江西永新人，老红军，解放后任江西省地质局监委书记）；李通胜（江西兴国人，老红军，解放后曾任兴国县县长）。6个人在吴主任、王主任手中接过法币、假路条和老百姓的破衣服等化装用品。周琳提议由袁林为党小组长，把有证明军人身份的所有证章、文件、衣物等全部留在部队，随身只带上一把手枪，必要时将手枪也毁掉。他们统一口径，遇到国民党军队和警察的盘查时，都说是来自各地做生意的，不要说出与军队有关系的人和事儿！向宜昌方向边走边躲，北上路线全部被敌人军队堵死，只能商议隐蔽办法。大约走了十几天的一个晚上，邓利亚失踪了！气氛显得有点紧张。剩下的5个人在远安和当阳附近开了党小组会，决定为了减少目标，把武器毁掉，人员化整为零，分头行动。去不了北方，向各自认为安全的地区行动。第二天下午，几个人凑了点钱，在老百姓家买来二斤猪肉，心情难过地吃了一餐散伙饭。周琳和生死与共的战友们含泪拱手相别，相约保重，有生之日必定武汉见面。袁林和旷坚向湖南方向，余勋光、李通胜从洋坪向南进山，周琳抄小路、爬山路、日宿夜行向沙市、武汉方向。又经历半个多月的躲躲藏藏行进后，他到了沔阳县地界，法币、路条都没有了，一步都不能冒进。悄悄地来到夏家湾找到叔伯兄弟家，把家里人吓了一大跳。早在几年前家乡传说周琳已经在长征途中牺牲了。后来的7、8个月，他在监沔县和武汉等地以走生意为名，发动群众、掌握敌情，积蓄力量，等待部队的到来。1947年9月，李人林、张水泉、钟春林、杨殿奎、罗通的部队先后从鄂西北打到天门和岳口。他得知消息顾不上隐蔽的身份，追了好几个战场，终于回到部队。李人林、张水泉、杨殿奎等十分高兴，欢迎老战友归队，经军区和省委批准，任命周琳为3团政委兼监沔县委书记。不久，淮海战役打响，周琳带领172师12团和老战友、11团政委陈炳林一起指挥荆门柴家集遭遇战，陈炳林牺牲在战场上。周琳带领部队迎接四野大军南下，任湖北省委委员、汉阳县委书记兼指挥长。这个期间，整个形势变化得快，周琳的岗位和任务也变化快，先后在12团、大冶军分区、独立四师、四野工兵纵队和51军等部队任职，与陶铸主任、张才千司令、郑绍文主任、张轸军长、杨春圃政委、杨焕民副军长、罗通副政委、王亢参谋长等结下深厚的友情！但是，一起突围分散隐蔽的那一百多人下落，都到那里去了？解放后，一直是周琳的一大块心病。尤其6人小组都平安吗？让周琳找了多年，在他定军衔、“三、五反“运动审干，组织上也一直挂住此事，乃至影响他的一切。也是为了自己、为了能听到生死之交的战友们都活着的消息，付出极大地心血四处打探寻找。但是，直到他逝世，也没有找到一起出发的人。临去世前，还让家人、身边的工作人员代替他完成这个心愿。直到2011年底，周琳的后代们才替他如愿以偿，在《悠悠井冈情》一书中，得知袁林一行除邓利亚的音讯外，都有了下落！他的后代与袁林的后代取得了联系，还专门给袁林在吉安的夫人曾昭芬老妈妈打去电话问候，在老人家的电话中得知，袁林等人一直在找“周新山”，结果，因为他使用的是周琳的名字，加之去世早，老战友们没能见到最后一面。留下终生遗憾！袁林等人突围后，受尽重重苦难和磨砺，他们都迫不得已，先后在江西老家等地重新工作，直到相继去世！

    十五、与张琴秋部长、李真将军的友情。张琴秋、李真是我红军长征时期，作战部队职务最高的两位女首长。1955年我军授衔，张琴秋已经脱下军衣，任国家纺织部副部长，没有授军衔。李真，全军唯一授予少将军衔的女将军。这两位女首长，对原二方面军的老战士周琳，从长征途中到解放后至逝世前，分别以不同形式，给予爱护关心。体现出纯真的革命情意。

    1962年11月，周琳病情加重，常处昏迷状态中，总医院一直全力救治。一天，周琳的爱人罗雁和医护人员刚刚送走前来探望的成钧、朱虚之、张廷发、龙福才等领导。突然，又来了几位穿便衣的女性。其中，走在前面的一位，快步地走向周琳床边，轻轻地俯下身子，握住插着氧气管子周琳的手，缓慢地说：“周政委，我是张琴秋，你还记得吗？”周琳吃力地睁开眼睛，似乎有些想起，微微地动动下巴。“你会好起来的！”她回头对医护人员：“他身上多处伤，该用的药都用上了吗？”医护人员一一地回答。她移步到病房外接待室低声说：“要尽力救治。周政委是一位很值得人们爱戴的好同志呀”！临走，她说：我是纺织部的，与周琳政委在长征路上的老战友，多年没见了，最近知道他病了，今天来看看！几句简短的语言，道出了她的随和、真诚和对老战友、老部属的关爱！

    张琴秋，1904年11月15日出生在浙江省桐乡县。曾在杭州、上海、南京等地中学、大学学习美术专业。1924年加入共产党。1925年11月，受组织派遣，与张闻天、王稼祥、伍修权、乌兰夫等一百多人，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5 月，她在莫斯科留学第5年，与丈夫沈泽民一道被派回到鄂豫皖苏区，担任红军军政学校政治部主任、县委书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等。由于她才貌出众、文武双全，作战指挥与男军人同样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受到学员、教员、战士和总指挥徐向前等高度赞誉。她与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曾中生、傅钟等共为四方面军的主要首长。众所周知，在长征队伍里的三个方面军和25军的几路大军中，有女军人千、百之多。这些可敬可爱的女军人中有：邓颖超、蔡畅、贺子珍、刘英、蹇先任、蹇先佛、杨厚珍、钟月林、李真、康克清、王定国、邓六金、李坚真、危秀英、黄海云、马忆湘等等。张琴秋，唯一一位在前线指挥作战部队的职务最高指挥官。当年，威震四方的许多男战将如：王树声、陈赓、许世友、陈再道、洪学智、陈锡联等，都是张琴秋的部属。

    1932年底，她与曾中生、邝继勋（周琳曾经保卫过的红三军军长）等，反对张国焘的“军阀主义、一言堂”的错误，张琴秋，被撤销红四方面军领导职务，降为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第一任丈夫沈泽民病逝。

    1935年初，四方面军组建一支女子独立师，张琴秋出任师长兼政委。2月，她与第二任丈夫陈昌浩结婚。四方面军到达川藏地区部队断了给养。张琴秋带领女子独立师一千多名指战员给部队筹措粮食，遭到国民党反动喇嘛武装突袭，她沉着指挥，迂回穿插，挖战壕、打佯攻等战术，用了两天时间，把盘踞在喇嘛庙里的反动武装消灭，缴获了大批的物质和粮食。由于她的组织指挥和领导才能出众，深受总指挥徐向前的赏识，调任四方面军组织部长。

    1936年7月，二、四方面军和红32军在甘孜会师，组成两个梯队向草地和阿坝进军。同时，两个方面军组成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指挥部队北上。张琴秋是唯一的一位女性将领参加和朱德、任弼时、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12位高级领导人组。周琳在32军任特派员兼保卫部长。1936年10月，主力部队到达甘肃会宁后，她出任西路军组织部长，周琳任“援西路军”特派员兼保卫部长，他们先后有过暂短接触。1937年4月，西路军挺进新疆失败后，张琴秋被马家军俘虏押送到南京。8月，经周恩来营救回到延安，任抗大女子教务处长和中央妇女委员会委员、秘书长等。周琳在359旅和抗大偶见到张琴秋。不久，她的第二任丈夫陈昌浩去苏联养病，因为战争原因，陈无法回国，两人由此分手。

    1943年，经中央批准，她与原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苏井观结合。解放后，苏井观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张琴秋任国家纺织部副部长。1962年，苏井观得癌症，1964年5月病逝。文革张琴秋受迫害，1968年4月22日被害致死。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高度评价传奇女将领张琴秋，元帅赞誉地说：她是文武全才的女将领、女英雄。在红军时期，唯一一个指挥过师、团作战的女指挥官，她天不怕、地不怕，是个文武都行的女侠。她又是一个“多灾多难”的“难民”，几次被张国焘打击、降级、撤职和三任丈夫先后病逝、丢失，乃至文革被迫害含冤致死。

    李真将军，原二方面军直政处处长、组织部副部长。是周琳原在二方面军和32军任职的直接上级首长之一。1955年评定军衔时，李真任防空军干部部长，周琳在中南空军任组干部部长。她得知周琳在“中原突围”时接受组织“分散隐蔽”的命令，离开部队8个多月，影响到军衔的正常评定。她们虽然不是隶属关系，但是，她表现出极大的关心，曾与总干部部副部长宋任穷、空军副政委兼干部部长吴法宪等联系，确定让周琳自己想办法找到当时的具体负责人，一起突围的同行人，组织上还派出调查人员到当年秘密隐蔽的地区调查。因为当时下达大批分散隐蔽命令名单的南路军总指挥王树声、张才千交给政治部吴光远、孔令甫具体实施，大家分散突围后，吴光远和孔令甫等先后牺牲，一起突围的袁林等人牺牲的、下落不明的，都找不到线索。空军和中南空军个别领导说：一是评定军衔有比例，二是没有“分散隐蔽”经历的人先评上当将军，你就发扬风格吧！这次‘让衔’，“问题清楚了，”下次调整补上。李真了解到中南军区上报的周琳军衔评定确有不公之实，显得无能为力，好在周琳知道一些老首长、老战友了解他，“不是他自己擅自离队，隐蔽期间也没违反组织原则的事情”。自己心胸坦荡，不在乎什么等级军衔的事儿。他说：给什么待遇都行，好多一起征战的老战友，都牺牲在战场上，他们什么都没有。我还活着，这就满足了！只要老百姓不受欺负，都有饭吃就行了！周琳伤病复发转移后，李真得知，几次前往医院慰问和派人看望。

    解放后，周琳在中南空军和广州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长位置上，不少原长征路上的老战友相继来到空军，如余非、肖前、杨焕民、罗通、李世安、王建中等等，他们在为空军建设付出极大地努力，也在工作之外结下了更深友谊！

    1957年，周琳调到北京工作，除了部队一些战友、领导外，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许道琦、组织部长薛坦等前往机场送行。

    1962年，周琳在北京病重，很想念家乡的小咸菜，曾与周琳在监沔县委一起工作的时任省委副书记薛坦得知，专门买了四坛小咸菜，亲自送到汉口车站，让列车员给带到北京。国家社会部当时的一位主要领导，专门让香港的机构买回西洋参、犀牛角和其它不少国外的高级药品。刘亚楼、吴法宪特批让王辉球、王平水等买了几床鸭绒被、丝棉被送到医院特护病房。这些等等，充分体现出周琳与老一辈革命家们的深厚友谊。

    注：此文选摘《丰碑》红军老战士周琳烈士传一书。第15节于2012年2月 发在《铁血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