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史中领悟党的非凡领导力

    记者：最后，想请您再从新中国史的角度阐释一下中国共产党的非凡领导力，谈谈为什么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只能是中国共产党？

    朱佳木：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对的最大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使民族独立，二是如何使国家工业化。能否解决这两个问题，是对一切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力的最大检验。历史证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所有力量中，只有中国共产党最有能力解决这两个问题。这是因为，在中国，只有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能够同时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和工业化建设。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搬开了挡在中国工业化道路上的拦路石。但如何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摆在新生人民政权面前的问题。另外，如何巩固革命的成果，维护国家的独立，做到完全的统一等，也是对我们党领导能力的巨大考验。历史证明，新中国在成立后只用很短时间，便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各项基本制度，铲除了存在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涤荡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改造了基层一盘散沙的局面，粉碎了各种侵略势力觊觎我国领土的企图，极大提高了我国国际地位，巩固了和平建设的外部环境，开展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为工业化打下了雄厚基础。随后，我们党又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用比西方发达国家短得多的时间，使经济领域各种主要产品产量均位居世界前茅，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一跃成为制造业大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幅度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使社会主要矛盾由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变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收回了被旧中国割让主权的几块土地，开始着手解决解放战争遗留的祖国完全统一的问题，并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使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也使中华民族比起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于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做出如此骄人的业绩，除了因为具有当代最先进阶级——工人阶级的属性，有为民族最根本利益自我牺牲的勇气，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还因为具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有机结合的能力，有把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人民凝聚在一起的能力，有善于审时度势、抓住历史机遇的能力，有敢于承认并及时改正错误、不断清理和健全自身组织的能力。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担当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领导者、主心骨、守护神的重任。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认为在经济发展上比较大的历史机遇有过三次。这三次都被我们党抓住了，其中一个半是在改革开放前被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的，另一个半是在改革开放后被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抓住的。

    前面说过，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面对美国出兵干涉朝鲜内战，派舰队入侵台湾海峡，毅然决定抗美援朝，并在装备差距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不仅巩固了新中国的安全，也捍卫了包括苏联地区在内的远东和平。对此，斯大林解除了对中国共产党是不是民族主义政党的怀疑，而且感觉对中国有所亏欠。所以，当1952年周恩来、陈云一行前往苏联洽谈我国“一五”计划建设问题时，他满口答应给予全面援助。他表示，“中国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和在国内发展橡胶生产两件事，也是对苏联的援助。”关于斯大林的这个转变，毛泽东1958年同苏联驻华大使谈话时也说：“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正是根据斯大林表态的新情况，毛泽东在主持周恩来、陈云一行访苏回国当天晚上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他们汇报、研究“一五”计划的方针和任务时，改变了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有设想，当即提出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接着，党中央制定了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为适应资金、物资、人才奇缺情况下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而为中华民族抓住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这个战略机遇期从1952年持续到1960年，中国人民在此期间和随后一段时间里，节衣缩食、艰苦奋斗，仅用了四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便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追回了被中国近代耽误的很大一块时间。

    “文化大革命”后期，中苏矛盾激化，美国为集中力量同苏联争霸，急于从越南战场脱身，暗示有求于我。毛泽东抓住这个机会，同意尼克松访华，从而改善了中美关系，使我国在同苏联霸权主义斗争中增加了分量，也撬开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长期封锁的大门，得以从它们那里进口一些先进设备，一定程度缩小了我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由于我国当时还处于“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把进口设备、技术统统批成“洋奴哲学”，阻碍了对外开放的步伐。二战后西方主要国家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游资难以流动。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个体系解体，加上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才使大量游资和制造业设备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就是说，在此之前，即使我国实行开放政策，西方国家也不会对我大量投资和出售先进设备。1977年，邓小平再次恢复工作后，把毛泽东抓住的那半个机遇继续加以扩大，实现了中美建交，从而完全打开了同西方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使我们有了实施全方位外交和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

    20世纪70年代末，一方面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左”的禁锢被打破，出现了全党全民思想大解放的局面；另一方面，二战后经过民族民主运动纷纷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求和平谋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使国际局势逐渐缓和。对此，邓小平作出当今时代主要问题是和平和发展的判断，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带领我们党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政策，实行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战略。从那时到现在，这个战略机遇期持续了40多年，使我国进一步缩小了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的差距。

    最近一个时期，西方经济危机此起彼伏，导致世界经济增速乏力，国际市场萎缩，贸易摩擦加剧，逆全球化抬头，给中国经济造成很大负面影响。针对这一新的情况，以及内需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根本支撑的实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对我国发展战略进行新的调整，提出要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特别是刚刚过去的2020年，我国人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顶住了美国对我频频发动的贸易战、科技战的压力，取得了抗击百年不遇、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战略成果，使我国在国际国内双重困难的环境下，不仅最终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而且成为世界疫情中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唯一经济体。这些事实再次充分说明，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是而且只能是中国共产党。

    当前，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风险挑战和发展机遇都前所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认真总结第一个百年的奋斗历史，以顺利开启第二个百年的奋斗征程。只要我们坚持党的领导，不断汲取前人智慧、借鉴前人经验、发扬前人的奋斗精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望必将实现，这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记者：您的解答对我们进一步理解与学好党史和新中国史的意义和方法很有帮助。十分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接受我们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