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传递出的烈士遗书

    黄慕兰，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子。她1907年出生在湖南浏阳，19岁入党。20世纪80年代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2017年去世，活了110岁。

    1929年8月她奉组织派遣到上海恒丰纱厂当学徒，组织纱厂工人举行罢工。结果他们8名工人骨干一齐被捉，从南市区公安局转押到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关在一间可住10来人的大牢房里。这里原先关押着一位江洋大盗的妻子，她是花了钱主动要求进牢照顾丈夫的，顺便帮看守们洗涤缝补衣服，有时还可为关押的犯人洗洗衣服。黄慕兰请那位大嫂打招呼，让她也可在各间牢房串串门，替犯人做点杂活。

    黄慕兰在晚年撰写的自传中写道：8月28日早晨，突然一大队宪兵开进牢房，随后押进了5名政治犯，看样子他们都受过重刑，但拒绝了狱警的搀扶，缓慢地拖着脚铐，走进监狱深处关押重犯的单人牢房。突然，黄慕兰认出了其中一位竟是彭湃，因为她在大革命高潮时的广州听过彭湃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演讲。彭湃似乎也认出了她，缓缓点了下头，走了过去……

    黄慕兰人长得很瘦小，又假装是个一字不识的学徒。她很快与彭湃取得了联系。她告诉彭湃看押犯人的警察中有一位班长是广东人，参加过海陆丰农会。还告诉他通过共产党秘密领导的互济会的工作，已和狱中的下层兵士达成了默契，只要他们从牢中传出信送到互济会开设的一家铺子，就能收到5块钱的酬劳。而当时士兵的月饷只有3块钱。于是通过“不识字”的黄慕兰，先后有彭湃的两封信送到互济会铺子。

    第一封信写道：

    （一）尽量设法做到5人通免死刑；（二）上条不能做到，则只好牺牲没有办法之安、揆二人（安，即孟安，彭湃化名；揆，即孟揆，杨殷化名——笔者注）而设法脱免余无口供之三人；（三）运动丘哥谋迁脱（丘哥指国民党兵士——笔者注）；（四）调查现在炮兵营之张庸言（沈夕峰知道），看有无变动及希望，因白亦知此人；（五）指导慕兰从中活动；（六）调查及注意王干臣方面之关系及实情。

    这一封信，说明彭湃对凶残的国民党反动派已不存任何幻想，在身陷囹圄的时候，惦记的是党的事业，考虑的是别的同志的安全。

    8月30日，彭湃已经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处决，又和杨殷一道写了第二封信：

    冠生及家中老小（冠生即周恩来——笔者注）：

    我等此次被白害，已是无法挽救。张、梦、孟都公开承认，并尽力扩大宣传。他们底下的丘及同狱人，大表同情。尤是丘等听我们话之后，竟大叹气而捶胸者。我们在此精神很好。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余人还坚持不认。

    揆、安

    这一封一百余字的最后遗言，字字千钧。

    （黄慕兰在龙华监狱中与彭湃等人的联系与传递信息，除见于她的自传外，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写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中，第三卷彭湃、第十九卷杨殷中，均有所记载 ——笔者注）

    现在，这两封信都珍藏在中央档案馆。

    当天下午，杨殷、彭湃、颜昌颐、邢士贞4人被带到龙华警备司令部内的旷地秘密杀害了。颜昌颐，湖南人，1898年出生。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赴法勤工俭学，1924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后调到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及海陆丰武装起义。1928年11月来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直至牺牲。邢士贞，山西人，1903年出生，1927年4月加入共产党。1929年任中央军事部兵士科科长，直至牺牲。张际春因是黄埔一期生，蒋介石曾伪善地表示自己不杀黄埔学生，被判处10年徒刑。

杨殷、彭湃、颜昌颐、邢士贞四烈士塑像

    当晚，周恩来就获悉杨殷、彭湃等4位同志遇害的消息。他以党中央的名义奋笔写下了题为“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的告人民书。

    11月11日深夜，一直窝藏在霞飞路和合坊43号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家里的白鑫，跨出家门，准备潜逃去意大利时，被十余特科成员前后堵住。只听一阵枪响，不过一分钟，白鑫与范争波的弟弟范争洛以及三个保镖被当场击毙。范争波身中六枪，侥幸逃生。

    1930年8月30日，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专门出版了“纪念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烈士遇难周年”的特刊，周恩来以“冠生”的笔名深情写道：他们的战绩不可磨灭！它犹如一团火，“照耀在千万群众的心中，熔成伟大革命的推动之力，燃烧着每一个被压迫的群众的热情，一齐奔向革命的火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