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训练枪械维护，加强枪械使用周期；学习战场心理疏导教育和战场救治与阵亡家属安抚工作；学习日文，熟习简易日文沟通（主要之责为前线作战士兵日文接敌及策反俘虏获取重要情报所用）。

    另外，每月二次演习：让学员组建侦查员及战术参谋中心，研制战法。以战前侦查极为重要，主要达到对敌之包围迂回歼灭的目的，扩大突击半径，如敌迂回包抄半径1公里，我方需在2-3公里，此法可在劣势时，达到袭扰、打乱、迟滞敌攻击之目的。教官设法提高战场灵活应变的能力。同时教导作战区域非不得已绝不在平原、丘陵地形与敌硬拼，需尽最大之可能在山地、丛林与敌决战，发挥我之机动、突击、暗杀、夜战、强袭、骚扰等优势。此为训练之侧重点，机动、侦查为首要，尽力做到先敌侦查、预判、行动等。在演习休息时，教官曾向我们介绍说：王缵绪长官在抗战中知所以名气大、名声响，他的确在指挥上有独到之处，比如用天炉战法，诱敌深入，侧击日军侧背，打击日军后勤，当日军后勤补给不力或是奉命撤退的时候，以优势兵力击其暮归。再比如王缵绪长官暗中偷袭日军告诫必须在10秒内撤出，否则必定大部阵亡，因为日军判断枪声方向非常准，且反应速度奇快，可在10秒后对偷袭者进行精确反击。另外他的战术很多，摸夜螺丝，打光脚板夜袭，偷袭往往是一队人出去，对日军的哨兵进行摸底，有抓活口了解敌情。总之，原则是以多打少，在夜袭中以集中优势的兵力逐步歼灭敌人。他还有一特点与其他长官不同的是，不好在军事指挥部里指挥作战，他亲历亲唯甚至一马当先，由其是喜欢暴露自己的指挥部，故意让日军集中火力压进，造成军力消耗后，再进行围点打援交杀日军，取得胜利。”

    听教官说：“第二十九集团军在战斗中，多次完成穿插渗透、潜伏暗杀的任务。该军曾多次进行火力侦查、突袭、暗杀，令日军十分头痛，令友军各部极为震惊，并引起外界对本军好评”。

    三月训练结束，以本集团军各部的特点，尽力做到量才而用。

    正巧我在此遇到一位四川新闻社记者，到湖北张家集前线指挥部作战地采访。他告诉我说：“战况激烈时，天都黑了王缵绪将军还站在门外张望，不肯吃饭”。记者好奇问炊事员，怎么不去请总司令吃饭，饭都凉了。炊事员回答说：“王总司令讲了，我第一线士兵一天都没从阵地下来吃饭，我啷个吃得下去！”所以，每当在这个时候，不敢再去请了。在听完这个之后，我心里更加不安起来。因为，我到了前线三月后，还一直没有见到父亲，听说他正在前线执行作战任务。

    1942年7月10日，第二十九集团军奉命调往第六战区，祖父王缵绪担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原战区司令长官为陈诚）。部队跋涉一千九百余里跨越三省抵达由河南内乡出发，经老河口、兴山、长阳等地，一直到达湖南桃源集结，担负洞庭湖以西长江以南湘鄂地区守备任务。

    1943年2月10日，日军三万余人出兵，一路向第二十九集团军守地进犯。陈诚下令：坚守阵地，不许出击。15日佛晓，日军轻易攻破第六战区前沿指挥部“松滋要塞”，迫使第二十九集团军第六十七军之一部在百里洲被动迎敌。祖父得知此讯，火速率独立第一团到安乡指挥官兵作战，在日机的强烈轰炸之中，他不幸身负重伤，但仍然带伤顽强指挥作战。这时，蒋公手谕下达说：“太阳山、羊毛滩对于常德至关重要，这里千万不能丢”。我祖父接到命令后也发了训令，必须死守，可怎们守呢?防线1000里，战线太长。祖父作为此役的指挥官就对这个部署提出意见给重庆发电报说：“这一千里守不住，战线太长很薄弱，一溃即溃。”可军令如山，又不能不守，祖父就下达命令，采用磁铁战术，把敌人一个一个吸住，让他不能攻破，以疲敌耗敌战术为手段，以不接触不被敌击破为原则。2月底，经过激烈对战之后，阵地失而复得。

    3月，不甘失败的日军全面向第二十九集团军进犯。祖父指挥军队与日军形成拉锯战，最终攻占了日军固守在洞庭湖西岸和南岸的两个据点。4月，祖父因伤情过重，不得不退下火线医救。第二十九集团军奉陈诚之命停止攻击并退出防地，日军得以进至汉寿县境，大肆烧杀，无恶不作。

    这时，父亲便把我接到镇平，他的四十四军军部。马上安排我去了军部军医处，挂个“中尉”衔任二等军医佐，负责管理药品和医疗器械，并每天按处方给伤病员施药。本军医处长姓熊，是我姑父熊觉梦的堂弟，在实地操作中对我指导有加。我很快熟悉了业务，学会了皮下肌肉和静脉注射（那时还没有“点滴”一说）。至于施药学得慢些，因为当时很少有象阿司匹林、奎宁那样的成药制剂，大多数是粉剂，要在天平上调整砝码量取，再分包或调成水剂、酊剂给药。好在我在化学实验课上操作过，又有很好的英文基础，认识拉丁文药名也不太难。其实中上级军官人人都随身带有云南白药，一般伤痛能自己处理，我每天都是负责给军级比较低的治病，只是苦了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而他们负伤的机率最大，伤员也是很多的，我也忙得不可开交。

    曾在常德会战开战前夕，据情报获悉。日军第11军训令：“特别注意澧水流域川军第44军，行踪飘忽不定。”所以，一开战就摆出了两个师团围剿第44军。连续大战后的第44军，兵员整补、训练未足，此时又是日军两个师团合力夹击。此时，父亲接总长何应钦来电，奉委座谕：“太阳山、太浮山、羊毛滩、双龙桥四处要点，第44军努力支持至可两日，使总反攻不致失机，所有损失总长负责补充。该军长务鼓舞士气，遵电作壮烈牺牲，庶不负已死先烈及数十年之辛苦。”第44军乃以第150师许国璋，第161师一部，在一线顽强抵抗，余部又在水域地带，利用地形来回穿插，既要避免被包围，又要阻击日军进攻常德方向，疲惫不堪；石门被突破后，第44军主力分左右两部，相继退往常德外围太浮山、太阳山等地，最终突破日军重重包围。待日军再次返还时，第44军携余部反击时，父亲险些阵亡，但最终收复失地多处。

    常德会战结束后，国府军事委员会授予第二十九集团军第44军获作战特殊功勋：该军能不顾牺牲固守太阳山太浮山两要点，予津常临常临桃路上之敌予以重创，策应常德友军之作战，更能机动追击。此次会战伤毙敌人已达七千余，迫敌无喘息之机，陷于崩溃。

    5月，我军发动了石牌要塞保卫战。这是鄂西会战最关键性一战。当时，日军计划以重兵攻击，妄想打通宜昌以下之长江水运，并占领石牌要塞，再西犯陪都重庆。祖父对石牌要塞的防守局势极为关注，他认为这关系到陪都重庆的安危。当时，受伤尚未痊愈的祖父在强势的日军面前从未胆怯与猥琐，他火速赶往前线。他根据多年作战经验判断敌情，配合布置好战局，令父亲的第四十四军主力守备津、澧，一部在渡口以北对（洞庭）湖警戒，以强劲阻截。同时命令第一六二师死守鳌山地区，指挥第一五0师主力扼守新洲亘澧县之线，其余军队布置于夹堤、白羊堤地区，以强劲阻截。这时他还调动第一六一师由羌口开始向鳌山转进，援助阻截。祖父鉴于日军较有可能向鄂北进攻，为此他提前布置军队防守于江防及汉宜公路，竭力抵拒进犯之敌，主力进出于汉宜公路附近直击敌背。日军如由襄花公路进攻鄂北地区时，主力就以大洪山、桐柏两山为依托迎击敌人。当时，媒体不断报道：“此战，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王缵绪指挥颇佳，其部控制了两条重要军事交通线，京钟路和汉宜路。”

    6月3日，祖父变更作战方法，组织袭击队，发现敌之运输补给部队立即猛烈强袭。并于夜间破坏公路，在日军运输补给断绝的情况之下，阻击日军败退。此役在祖父的指挥之下先后攻克了安乡、新安、王家厂、暖水街，进迫于公安及磨盘洲之一线。日军第四十师团约数千人，分别向石首、藕池口、公安逃窜，经我军围追阻截，日军大部分将被我军歼灭。

    6月7日晚，祖父又乘胜挥师东进，连克宜都、枝江、洋溪、松滋、磨盘洲、申津渡等重要城镇。14日晚，祖父率军攻下公安县城。至此，鄂西会战胜利结束。

    10月，日军纠集九个师团和大批伪军向常德、桃源进犯。新任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令余程万部死守常德。这时祖父还在我们军医处疗伤时，得知军情，奋不顾身奔赴战场，亲自指挥第二十九集团军向北面的滨湖各县节节抵抗，争取时间以待六、九两战区主力驰援。随后，祖父亲临作战现场与集团军所属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泽濬（我的父亲）共同与日军鏖战数日，取得胜利，并缴获了大量武器。不料另一路日军击破73军，强渡澧水上游，直奔常德，迫使第四十四军被隔断于常德以东和以西（两）地区之间，敌旋即迫近后又集中主力猛烈攻打军部驻地桃源。祖父将率部分军队坚守在沅水以南的郑家驿，令父亲率四十四军在常德外围之太浮山和太阳山地区分别截击敌军。该军150师被日军隔断，师长许国璋在此次战役中身负重伤，自杀殉国。这时即向祖父传来战报，第二十九集团军所属一五0师师长许国璋身负重伤，饮弹殉国。祖父为失去爱将，悲痛欲绝。当时，祖父派了一个副官长王禹成，到鱼田坪去处理。11月27日到了沅陵，呆了半个月，把许国璋遗体运回重庆。途中经过了十几个乡镇和市县，沿途所有的人对死者的尊重，崇敬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他们深信自身的安全是靠他人牺牲才得到的。12月24号到了第二十九集团军重庆办事处，12月30日国民政府给他办了一个盛大的公祭仪式，蒋公委派何应钦做的主持，有上万的民众自发去祭奠，媒体也做了全面报道。而我的祖父为此，除了给他10万块安排后事外，还特别为许国璋的子女成立了教育基金，但又不放心交给他的家属，就在他的部署当中选了三个人负责管理。当时他的子女有两个，儿子许应康12岁，女儿许应娴6岁，爱人姓周，没有工作。1945年5月他的爱人在成都病故，不幸两个孩子就成了孤儿，但这个基金却给这两个孩子带来了生活和学习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