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帝猖狂地向我进攻，搅动着喽罗们张牙舞爪。李登辉不过是一条狗，骂狗，不骂主人，还‘拭目以待’，叫三千五百万烈士在地下怎么安心，叫亿万反侵略英雄怎么安心？

    “‘和平’不是祈祷能得到的。我的书（按：指《新战争与和平》）的卷终语都写明白了，不过两千字，在第八卷的末页。你看看，要是不犯‘忌’的话，请酌可否。

    “文章有许多可写、应写。于今，几乎到了‘吟罢低眉无写处’的境地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老人家曾受到严重冲击，一度被打成“叛徒”、“特务”、“内奸”，最严重的时候每天要接受三场批斗。但是，老人家从来不以个人利害得失为念，总是站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来看待这一切。老人家于1979年底到河北省任省委书记兼省长。处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遗留问题，是当时省委的一项重要工作。1997年，老人家曾跟我讲述这样一段往事：保定那里有一个村（老人家当时说得很具体，但我已经记不清是哪县哪村了），文化大革命中两派尖锐对立，武斗很凶，甚至有不少致残现象。为了平息那里仍在继续的“派性”，老人家带省委工作队进驻该村。经过深入走访调查以后，老人家认为，如果对那些参与“武斗”的人追究法律责任，大概要抓起数百人之多，而且会形成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因而那个村子也就永无安宁之日。基于这种状况，老人家提出，这个村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问题，应当由我们党来承担责任，而不应去追究个人的责任。这个建议得到时任省委第一书记金明同志和其他省委常委的支持。于是，省委工作队在该村一个一个地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比如这家的人打残了另一家的人，便动员其到对方家里赔礼道歉，并坚持给对方帮工。老人家不无欣慰地说，二年下来，这个村子不仅恢复了安定团结，而且还有一些过去的仇家变成了儿女亲家。

    更让我钦敬的，是老人家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的担当精神，为了人民在关键时刻能够豁得出去的那么一股劲。这是老人家在1996年讲的两件事：一件发生于老人家任中南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时候。当时湖北的一处景点（记不清是哪里了）十分破败，省里又无力修缮。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张体学想通过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申请一笔资金，又不知怎样做才好，于是去向老人家“讨教”。老人家给出的点子是：想办法把陶铸拉去那个景点，陶铸一看如此破败必定要骂，你就乖乖地听骂。骂完了，你就提要求。张体学依“计”而行，果然使那个景点得到修缮。另一件是老人家自己的事。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时，老人家任武汉市市长。一次，国务院为上海从四川调拨的粮食经过武汉时，被老人家扣留。周总理闻讯后勃然大怒，命令老人家立即到京做出交待并接受处理。面对怒容以待的总理，老人家说：总理，武汉还仅有五十几个小时的粮食，您叫我这个当市长的怎么办？总理听罢，沉默了一会儿，挥挥手说：回去吧！下不为例。

    2009年10月下旬，我因参加湖北省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来到武汉，于是向湖北省委宣传部的同志提出，请他们安排一下，去看一看老人家。湖北省委宣传部的同志非常热情，不但提前与老人家的家人约好时间，准备了鲜花，还专门派两位同志陪我去老人家家里。当时，老人家已病得很重，全身水肿，而且几乎丧失了听力，但是思维还像从前那么敏捷。我用笔，老人家讲，这样交谈了大约40分钟左右。老人家不愿多谈自己的病情，总是把话题引到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上。而谈得最多的，是当时的国际金融危机。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老人家说：很多经济学家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分析不着调。什么这个原因、那个原因，都是皮毛之论。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资本的贪婪扩张。如果说在冷战时期，因为有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存在，国际资本还有所顾忌的话，那么在冷战结束，特别是里根、撒切尔夫人推行新自由主义以后，国际资本这匹野马就疯了，到处乱踩乱啃，不出问题才怪呢。是让资本来管人类，还是让人类来管资本，这才是问题的要害。让资本来管人类，人类的前途只能是毁灭。只有让人类来管住资本，人类才有前途，当然也就不会再有什么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之类。让人类来管住资本是什么？不就是共产主义嘛。

    尽管当时我预感到留给老人家的时日已经不多，但仍然以为还有再见的机会。殊不料老人家竟于两个月之后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更让我遗憾的是，当时竟全然不知，直到次年1月才从媒体上得到消息的。今春“宅”在家里抗疫，由关注武汉而不禁想起把武汉作为第二故乡的老人家，一幕幕往事历历涌上心头，而且久久不能消褪，于是只好放下其他事情，写作这篇短文，以排解心中的块垒。

    （作者简介：刘润为，《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辑，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此文写于2020年4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