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多时，郭宝珊的警卫员带我去见他。进了窑洞，只见郭宝珊正光着脚坐在炕上补袜子。一见我，郭宝珊立即跳下炕，招呼我坐下，然后问道，‘我坐监，你知道吗？’我说，‘听白茜说了。’他说，‘我们都没做坏事，被他们平白无故地乱扣些罪名抓了起来。要不是毛主席和中央红军来的早，我们已同刘总指挥一起被他们活埋了。’我说，‘你受苦了。’又摸着他身上破烂的衣服问，“衣服怎么烂成了这样？”他说，‘现在红军生活都很苦，我是受苦人出身，吃这点苦算不了什么。只是我想不通，我参加红军，却差点被自己队伍的同志要了命。我打算解甲归田，洗手不干了。’我安慰他，‘刘总指挥和你们无辜受冤，我们听了都很难受。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虽然自己队伍里有些人胡抓瞎整好人，但他们的错误已经受到中央的严肃处理。在革命队伍里，好人终究是不会受委屈的。革命队伍本身是好的，参加革命也是对的。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你没听说中央红军也是历尽千辛万苦，经过25000里长征才到咱们这儿的吗？党中央到了咱们这里，咱们有奔头了，你可千万别对不起挽救自己的中央红军哇！你安心休息，等工作分配了，好好往前干吧！’

    “听完我的话，郭宝珊流下了眼泪。他说，‘你虽然比我年轻，懂得革命道理却比我多。我懂得你的心意，今后我一定往前奔，好好干。你也不要太为我操心了，还要好好保重自己。我是你的丈夫，可是我很少为你操心……。’

    “我给他补了衣服，又用仅有的一块银元买了一双新鞋和一双新袜子给他穿上。我们在一起住了几天，随后，上级分配我到安塞县担任妇联主任。临行前，我对郭宝珊说，‘你工作分配了，就给我来信吧！’

    “不久，他给我来信说，组织上决定他继续担任红军团长的职务。随后，他带领部队转战在神木一带。一晃又是两年，我们没有见面。1937年初春，上级把我调回延安。回到延安的第一天，我见到了在边区妇联工作的白茜，她告诉我：‘郭团长已从神木回到了盘龙，中央要他和一些同志上抗大。’第二天，我到了盘龙，我们见面后，郭宝珊十分高兴。他风趣地说：‘我这个握枪杆子的手，现在要学着握笔杆子了！’

    “我也很高兴，说，‘抗大是学习的好地方，这下你可有福气啦！’我们在盘龙住了3天。随后，我回到延安工作。不久，郭宝珊到延安上了抗大，我们经常见面。有时还一道去看望刘志丹夫人同桂荣同志。刘大嫂总是包饺子、剁乔面，招待我们。1938年春天，郭宝珊在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甘泉县任保安大队长，我也被调到甘泉县任妇联主任。从此，我们再也没有离开过。同年10月，我生了一个女孩，郭宝珊十分疼她，经常抱起小孩亲，还情不自禁地说，‘革命让我郭宝珊成了家，还有了这么好的小宝贝，我咋不高兴哇！’

    “我同郭宝珊在党的关怀下，从结为革命伴侣，到1970年他因病逝世，在一起生活了35年，一直和睦相处，互相尊重。需要俩人商量的事情，我们都是心平气和地交谈解决，从没有强词夺理，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心地善良，正直忠厚，关心战士，爱护群众，扶贫怜弱，永不忘本。我亲眼见到，他拿自己的钱和东西帮助有困难的同志，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解放战争时期，郭宝珊任西北野战军4军12师师长，参加了解放扶眉、兰州等战役。兰州解放后，他担任兰州卫戍区司令员。当年黄龙山等地的穷苦农民纷纷前来找他。他总是想方设法帮助他们。当时还实行供给制，为了帮助农民弟兄解决困难，他把孩子的生活费拿出来接济他们，我们只得节衣缩食地过日子。

    “全国解放后，郭宝珊先后担任铁道兵20师师长、西北5省公安司令部副司令员，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为少将军衔，行政8级。尽管他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活上却依然保持艰苦朴素的传统。他把时间和精力都用于革命事业，从不追求金钱、地位和物质享受，可是由于他尽力帮助战士和群众解决困难，每月工资总是等不到下月就用光，有时没有了，就预领下月工资。

    “许多黄龙山的穷苦弟兄当年都称郭宝珊为大哥，解放后见了他仍然这样叫。郭宝珊很高兴。他对子女要求很严，不准搞特殊，常对子女讲革命传统，讲自己参加革命的体会，嘱咐他们不要辜负前辈的期望。”

    最后，车先锋深情地说：“郭宝珊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我也老了，回忆自己同郭宝珊在一起生活几十年的漫长岁月，我的心情是难以平静的。回想当初我不愿意和她结婚，结婚以后却不愿离开他，如今我是多么深切地怀念他呵！如果他还没有被人忘却的话，我以为他对革命、对人民忠心耿耿，永不忘本，这些方面是值得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