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大”改变了这种做法，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不再兼任人民委员会的领导职务，人民委员会主席由张闻天同志担任。同时，人民委员会不再设副主席。这种改变让普通人不好理解，为什么没有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就像国务院只有总理，没有一个副总理。这样的人事按排超出一般常规做法，主要原因是这样的：

    1934年初，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发展到高峰，“二苏大”召开前夕，中共临时中央突然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1月15日至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沙州坝召开。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外，还有各苏区省委的代表。但没有让毛泽东参加，据说，周恩来也没让参加会议的准备工作。会议听取了博古、陈云、张闻天的报告，讨论了3个问题：(1)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2)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3)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会议补选了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改选了政治局，选举了中央常务委员会。1月18日，全会通过了《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博古在全会上作了总结。决议强调指出：全党必须再“进行一个坚决的斗争，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党才能够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决议号召：“党必须在理论上与实际上揭露右倾机会主义的面目，揭露两面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保证党与共产国际路线的彻底的实现。”这次会议提出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反的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

    具有戏剧性的是，六届五中全会批了毛泽东后，过了3天，中央又要毛泽东出面主持召开“二苏大”。2月1日，大会通过了由175人组成的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名单。2月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175只手高高举起，通过了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伯渠、邓振询、朱地元、邓发、方志敏、罗迈、周月林等17人组成主席团（相当于中执常委）。毛泽东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国家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可是，在安排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子国家总理）一职时，变卦了！

    “一苏大”后，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是由毛泽东兼任的，副主席由项英、张国焘兼任。“二苏大”毛泽东被正式拿掉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实权，博古安排张闻天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并且不设副主席，毛泽东就这样被架空了。毛泽东虽是中央政府主席，但中央和各部的实权都在人民委员会主席手里，人民委员会又没有其他副主席，一个人独揽大权，统管11个部委，这就便利于博古的控制与指挥，便利于“左”倾路线的贯彻。为了排挤毛泽东，“二苏大”后，博古甚至还以毛泽东、周恩来“身体欠佳”为借口，准备将毛、周二人弄到苏联去“养病”，以便自己独揽乾坤。但最终由于共产国际没有同意，博古也只好作罢。

    这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1号）》（图1）是2015年元旦前夕，在江西兴国县与第27号查田运动布告同一堆废纸残片中整理出来的。在这同一堆废纸中共有四种27号布告残片，两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1号）》残片。各为小块碎片，均无法拼接成整张布告。与此两张布告残片一起的还有两种“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1932年1月印制的军用地图残片。

图6   反面印章（直径106毫米）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1号）》残片中，有一张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名单残片上，有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反过来的印模（图6）。这个反印，也给鉴定留下证据。细看布告落款所钤盖的印章（图7），两个五角星并不平正，逆时针旋转了大概30度。而反印也不平正，也大概有30度的角度。这就说明了三个问题，一是落款印章是人工盖的，如果是印刷套印，印章是平正的。即便是人工盖印，按理也应该平正，但毕竟人工盖章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可能像机械套印那么平正，一不小心盖歪是很正常的事。二是反粘在布告中间的这个章，也应该是这张布告的落款盖章。落款章刚刚盖好还未干透之时，由于某种原因，布告被折叠了，印章就被反粘在布告中间了。三是这两张布告残片是当时的原件，不是复制品。按逻辑推理，制作复制品不可能用一张有反粘印章的原件去复制，即便是找不到第二张而不得不用，也会在制版时将中间的粘贴反印章图案去掉。此外，布告出现两张相同内容的残片，证明这些残片是原件所至，不可能是复制品所至。因为，解放初期的复制品不可能给一个小小兴国县好几张的。为了验证印章，我特地用餐巾纸轻轻地擦试，结果餐巾纸上有不少印泥，证明了我的判断正确，此章是人工所盖，而非印刷制品。

图7   落款印章（直径106毫米）

    布告用纸是当年苏区普遍使用的毛边纸，细薄柔嫩，对光基本上看不到造纸时留下的网格；字体为刚劲有力的正楷，清秀端庄，具有苏区时期一般行文用字特征；布告整体行文格式规范，抬头、正文、落款单位、行文时间清楚；钤印位置正确，印章字体、图案、直径符合文献记载标准，属真品无疑。它和27号查田运动布告一样，都应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弥足珍贵。

    作者简介：

    洪荣昌，笔名：红歌，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红色收藏》杂志执行主编，《中国钱币》杂志审稿专家，中国红色收藏鉴定师，评估师。

    从事收藏几十年，涉及邮票、钱币、苏区文物、毛泽东像章等。出版过《红色票证》《红色货币》《红色收藏》《红色粮票》等专著。曾在北京、福州、遵义、厦门等地举办苏区红色文物展览。其个人事迹在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网、人民网、中红网等多家新闻媒体介绍过，享誉全国。已出版的著作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全国各大图书馆以及美国哈佛大学等海外知名图书馆收藏。几十篇学术论文被英国剑桥大学等国内外著名杂志、网站刊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