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常黎夫的冤案彻底平反，恢复工作。先后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在党中央强调各级领导班子年轻化问题上，他以党的事业为重，主动举能让贤，选任优秀中青年干部到实际工作岗位上挑起重担，为党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做出了表率。他在退居二线工作后，主持中共陕西党史研究工作。离休以后，仍然埋头书案，笔耕不辍，先后主编了《国民革命在陕西》、《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等几百万字的历史资料，为存史资政、开创陕西文史研究工作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78年他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党和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1987年至1997年，中共中央曾三次邀请常黎夫为“特约代表”，享有同正式代表一样的权利，出席了党的第十三次、第十四次、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光荣的使命，是党给予他70多年革命历史的充分肯定和最好评价。

    常黎夫一生清正廉洁，淡泊自律，重事业之兴衰，轻个人之得失，把毕生心血都倾注在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之中。他一贯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教育身边工作人员和他的子女，遇事都要“利居众后，责在人先”，“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他作风淳朴，崇实黜浮，不尚空谈。他生活简朴，衣不求华，食不厌蔬，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本色。他平易近人，爱民如身，无论在哪个地区、哪个单位，也无论做什么工作，他都能拜群众为师，同群众打成一片，牢记人民，永不忘本。他还有一个清约淳厚、守正不挠的好家风。他的夫人虽是家庭妇女，但他非常珍惜结发情分，居高位而不易糟糠，相濡以沫70个春秋。在他儿孙满堂的家庭里，“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戒奢以俭，勤劳成习。凡到过他家的人，都说在他家里，只有正气，看不到阔气、娇气，确实是个具有革命传统特色的温馨家庭。

    常黎夫在重新恢复工作以后，一直挂念着老战友习仲勋。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勤奋地为党和人民工作，难有闲暇在一起深谈。1991年常黎夫和习仲勋一家人在深圳相聚，他作诗一首“莫道相逢晚，念思日已长。春回人增寿，松柏耐风霜。”很好的表达了战友之间那种革命友情。常黎夫勤于笔耕，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文字。退居二线后，又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主任，为收集、整理、撰写相关党史资料，做了大量工作，习仲勋收到过许多他寄来的党史文献资料。习仲勋对此十分肯定，认为他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黎夫同志常说，我们这些人比起那些长征过来的同志，那些在枪林弹雨中奋斗过来的同志，特别是革命先烈们，我们真是走平路，甚至是走捷径，我们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地方，还有什么值得向人炫耀的？他从不计较个人职务的高低、待遇的多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尽心尽力的做好组织分配给自己的工作。他艰苦朴素，廉洁自律，不吃请，不收礼，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真正做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为后来的同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常黎夫同志的革命精神值得后世的永远敬仰和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