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瑞金中央政府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龚楚出席了会议。据说，在这次会议上，“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并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

    那么，龚楚到底犯了什么“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受到如此的惩罚呢?龚楚在以前困难的时候仍然起劲地进行革命，现在正是红军发展最顺利的时候，自己也身居高位，怎么忽然“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呢?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龚楚"吃不了苦"，长期的艰苦战斗使他的意识产生了动摇;二是他对党在当时的一些做法心存不满。在党的各种不同历史时期，龚楚表现出革命意志不坚定，革命失利时多次脱离革命队伍潜回家乡。面对国民党的残酷军事“清剿”和政治上的引诱，龚楚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经不起失败、艰苦、生死的考验，悲观动摇。

    1934年4月中旬，高级研究班结业后，因这时的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患严重的贫血症在汀州医院疗养，龚楚调红军总司令部代理总参谋长两个多月，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1934年5月，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龚楚任赣南军区司令员，一个月后改任赣南军区参谋长，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10月2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红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了长征。

    1934年10月22日，中革军委宣布成立中央军区，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闽浙赣五个军区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红24师和红10军，继续坚持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斗争。

    1935年2月17日，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和红24师71团团长史犹生、政委石衡中率领该团的9个连，经信丰大余油山转至湘南，收容湘江战役中的红34师失散队伍，并在该地发展游击区。尔后，龚楚以湘、粤、桂边区红军总指挥的名义，率红24师71团1200人的队伍;避开国军主力的封锁线，从江西于都突围，经马岭、牛岭至信丰之铁石圩，再经油山转出广东梅关、南雄间，进入北山，沿途经过了3次战斗，突破了小股敌军和地方团队的堵截，于3月中旬到达湖南郴县、临武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和收容红34师失散队伍。

    当时国民党军政当局在军事“清剿”红军和游击队的同时，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用金钱和高官厚禄等手段引诱共产党和红军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变节投降，以分化瓦解共产党组织和红军队伍。

    龚楚经不起失败、艰苦、生死的考验，感到前途渺茫，对革命失去信心，加之国民党的引诱，打算叛变投敌。1935年5月2日，龚楚带着一个连由临武基地赴郴县黄茅村。当晚，他托辞身体不适，晚饭后就寝。趁警卫纷纷酣睡之际，龚楚半夜三更爬起床，悄然逃离黄茅村回到故乡长来村。至此，龚楚终于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十年的事业，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不久，龚楚投靠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先后担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

    六、卖身求荣的龚楚

    1935年叛变，龚楚叛变投敌，给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特别是给赣粤边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造成了重大损失。

    龚楚回乡后不久，经广州绥靖公署秘书长张昭芹的引荐，在余汉谋的粤军第1军先后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务，对曾经的战友和同志大开杀戒。由于龚楚在红军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还是中央军区的参谋长，是当年若干叛徒中职位最高者，于是人们送他一个称号—“红军第一叛将”。

    龚楚叛变后，即与国民党军狼狈为奸，丧心病狂地对红军、游击队、中共地方干部、打入敌军内部的中共地下人士进行了清剿，使之遭受重大损失或严重威胁。

    1935年10月13日，龚楚带领国民党粤军30余人，化装成红军游击队，由广东仁化到达北山，先与土匪周文山部假打一阵，然后冒充湘南红军来找地方组织。北山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听说老首长龚楚来了，赶紧派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与之联系。何长林在龚楚的诱使下当即叛变。为抓捕项英、陈毅，龚楚以接他们去湘南加强领导为名，写了一封信给项英、陈毅，并由何长林在上面签名。特委秘密交通员很快把信送到了项英、陈毅手里。项英见信大喜过望，马上想和龚楚见面。而陈毅对此感到非常怀疑，因为龚楚自恃资格老，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就骄傲自大，除了毛泽东便目中无人。现在怎么突然谦虚起来，要他们去“加强领导”？遂建议项英过一段时间再去见龚楚。龚楚基于项英、陈毅没有回复，担心夜长梦多，决意先下手为强，先把北山地区游击队一网打尽。遂在龙狮石以召集红军游击队开会为名，将北山游击队诱入设好的埋伏圈，胁迫游击队员投降。游击队员奋起反抗，除贺敏学身中三弹，硬是翻滚下山冲出包围，八九人带伤冲出会场外，其余50余人壮烈牺牲。这也就是长征留下来的部队突围到赣粤边后，损失最大、性质最严重的“北山事件”。

    1935年10月20日，龚楚、何长林又带领粤军"抄剿"项英、陈毅的驻地，途中偶遇外出采购粮食和物品的侦察员吴少华等，要吴少华带路去见项英、陈毅。吴少华识破龚楚的阴谋，在到达营地前抢先登山，通知哨兵鸣枪报警。项英、陈毅及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人听见枪声迅速逃走，躲过了这一劫。龚楚听到山上枪响，不知道山上有多少红军，又想到自己在山下处于不利地形，贪生怕死的他慌忙带着队伍沿着下山的小路逃走。

    因为龚楚曾经在桂东进行过革命活动，1935年10月底，龚楚又引导国民党3个师向位于桂东东洛的东边山的湘南游击区发动进攻，使湘粤赣游击支队受到严重损失，湘粤赣特委宣传部长方维夏当场殉国，粤赣红军游击支队司令兼政委、中共湘粤赣特委委员蔡会文重伤被俘后壮烈牺牲，中共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负伤被俘。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龚楚先在5战区孙连仲部任上校参谋处长，驻守江苏徐州以西的陇海铁路。后回第7战区任少将参谋。日军侵犯广东时，龚楚出任第7战区第1纵队抗日游击司令，与侵犯广东从化的日军激战于木壳岭，歼敌甚多，保卫了韶州的安全。1942年以后任第4战区第46军少将参谋长、军官训练团总队长、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等职。抗战胜利后，龚楚曾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徐州市市长，不久去职返粤。1946年当选广东省参议会议员，1947年任广州行辕少将高参，1949年3月任仁化县长，5月任广东省第4区(北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七、起义投城的龚楚

    1949年10月，解放军打到了北江，龚楚带领一个保安团逃到了乐昌县瑶山。这时，中共北江行署主任黄松坚写信劝龚楚投诚。接信后，龚楚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无法挽回，于是在11月上旬率其所部下山向乐昌县人民政府投诚，随后到韶关北江军分区交代其问题。1949年12月，解放军准备解放海南岛，时海南守将为龚楚的乐昌同乡薛岳。时任广东省长的叶剑英请示了中共中央军委的意见，决定派龚楚经香港前往海南去策反薛岳投诚。龚楚满口答应，但他深知自己过去做得太绝，按照党的政策和先例，将来绝没有好果子可吃，因此他滞留在香港，并定居于此。后曾应邀赴台湾谒见蒋介石，蒋委派他在香港秘密收编残部组成“反共救国军”，以配合伺机反攻大陆。但他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婉拒了委派，从此脱离政治漩涡，名字也改成了龚松庵，返回香港兴办实业。

    八、寄居香港的龚楚

    新中国成立后，龚楚后改名龚松庵，龚楚在香港一呆就是40年，其间曾去美国，拿了"绿卡"，但由于语言阻隔和生活习俗的关系，不习惯那里的环境，于是又重归香港。平日多以写作和书画自娱，写诗词练书法，他的一张墨迹在香港市场至少可卖到三、五千元。

    九、回国终老的龚楚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建国前犯罪行为赦免令后，1990年，龚楚以年近九旬的高龄返回大陆定居，1995年在家乡韶关乐昌辞世。

    纵观龚楚一生，龚楚在长期的革命浪潮中，因没有坚定的革命意志，爱慕虚荣，热衷权力，喜欢投机，走向了革命的反面，给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终被历史淘汰出局。曾因身居红军高位，后又叛变投敌，故被称为“红军第一叛将”。

    桂东会议上，龚楚被严厉追责。改变了红四军的主要领导构成。毛泽东重新获得了红四军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地位。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四军的核心领导地位。因此，桂东会议在我党、我军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