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有的人谢世了,他好像还活着。真的,许多时侯,当我在拥挤而陌生的人群中茫然四顾,眼前就会出现一些远去的亲切面容。他们给我以灵魂的慰藉和思考启迪。那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在我记忆深处留下了深深烙印。他们是我的精神导师,我对他们的敬仰与日俱增。穆青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作为导师级的作家、记者,他老人家去世十五周年了,但是他依然活在读者的心中。他老人家八十一岁时最后一次回到延安,我有幸全程作陪,当时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我在他离世十周年时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延安日报》上。十五周年祭,重新发表以示深切敬爱之意。
照片系著名记者、中央文史馆员赵德润先生现场所拍
到过延安的人,都对清凉山根的一座靠山面河的窑洞风格建筑有深刻的印象。那就是由原新华社社长,著名记者、作家穆青亲笔题写馆名的“延安新闻纪念馆”。每次回到延安,只要一看到这座朴素而风格独特的建筑,看到那笔力遒劲的七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就会想起穆青先生,想起他老人家20多年前回延安的情景,想起为建设这座全国唯一的新闻纪念馆,他老人家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
2002年5月,正是延安桃杏花盛开的季节,也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念的日子,当年从延安走出去的原新华社社长,又是老报人、老作家的穆青同志怀着欣喜的心情,回到了阔别41年的延安。穆青回来了,穆青回来了!延安新闻界和文艺界的同志们闻讯奔走相告。这可是一件大事呀,我作为主管意识形态的市委副书记,赶忙到机场迎接穆老。一见面,他老人家就亲热地握着我的手风趣地说:“培元同志,来前专意读了你写的《群山》和《难忘的历程》,这是两部描写延安岁月的佳作,又有现实情况的反应,只有长期生活在延安的人才能写得出来。我这次回来,也是受你作品的引诱呀!”我说:“穆老,感谢您的鼓励,您这是回访青春岁月、是故地重游呀。延安人民早就盼望您老人家回来看看了。”穆老说,“是呀,延安是我走上革命的起点,是我思想成长的摇篮,更是我的第二故乡和一生的精神家园,是早该回来看看了。”
这次回延安,81岁高龄的穆青心情十分愉快。他衣着朴素,精神矍铄,鹤发童颜,说起话来更像个年轻有趣的诗人:“延安变化可真大,但是还像自己的老母亲,看着依然亲切无比。难怪诗人贺敬之会‘双手搂定宝塔山’!”回到了自己当年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老人家别提有多高兴!一连五六天,他都徜徉在诗意的激情里,沉浸在历史的回忆中。我一路陪伴着他老人家,兴致勃勃地品尝米酒油馍大红枣,欣赏陕北秧歌、民歌和陕北说书。还登上高高的宝塔山,俯瞰延安全城。正是春和景明,微风和暖,他老人家站在宝塔山巅,指着对面的凤凰山,说自己曾经登上山顶的烽火台瞭望过山上的风景。游子归来,面对眼前每一条沟渠,每一个山峁,每一座老建筑,都感到万分地亲切。穆老兴致勃勃地说,“你们看,那是西北局所在的花石砭吧,那是当年号称延安王府井的新市场,那儿是边区参议会大礼堂,那里是边区保安处所在的棉土沟吧,还有那里,凤凰山麓,毛主席开始就住在那里,后来日本飞机轰炸才搬到杨家岭的。那是西沟,再过去,是晋绥联防司令部所在地,紧挨的是大砭沟,当时叫文化沟,许多文化团体都集中在那里。再过去,就是石缝沟了,过了河,便是兰家坪,是边区文抗所在地……”当年的青年记者,对这些地方是那样的熟悉。随即他老人家又指着对面清凉山上的一排隐约可见的土窑洞说,“我们当时就住在那一排土窑洞中啊。”
当天下午,他老人家不顾山高路险,执意又登上了高高的清凉山。穆老一边爬山,一边回忆道:“这座山,可是不简单呀,”当他看到半山腰石崖上书写着的陈毅元帅的诗句“万众瞩目清凉山”时,感慨地说:“当时清凉山被称为延安的‘新闻山’,万佛洞就是我们的印刷车间。新华通讯社和《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都陆续集中到这里。”在山腰石窑院里的石凳上休息时,穆老接着回忆说:“那是1941年5月,根据中央决定,创办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随即把中央原先办的《新中华报》和新华社办的《今日新闻》并入了《解放日报》。于是几个新闻机构就都搬到清凉山上。在组织上和业务上新华社仍然保持独立机构,但是党和行政领导又同报社统一在一起,两社共用一个采访通讯部。”老人家如数家珍地说着,站起来,走到山畔上,望着山腰的庙宇和石窟,说,“当时中央印刷厂、新华社和口语广播部以及新闻出版发行部门,还有新华书店总店都住在这里,清凉山这座延安的宗教名山,那时候成为党中央在延安时期的重要宣传基地,聚集了一大批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办报经验的大知识分子和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革命青年。大家在一起工作、学习和生活,接受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教育,经过政治思想和新闻实践的锻炼,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有作为的朝气蓬勃的新型新闻工作者,成为全国解放后新闻战线的领导和业务骨干……”
老人家忘情地回顾着清凉山的光荣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当年。“那时候,我刚刚参加新闻工作,热情很高,经常涉过延河到延安城里去采访。有一次暴雨过后,延河发了大水,水急浪大,石桥被洪水淹没了,可报纸急着发稿,我情急之下就把写好的稿子用衣服包好举过头顶从洪流中凫水过河。当时两岸站了许多人观看,都为我捏着一把汗。我自己也感到十分的紧张。洪水把我朝下游冲了好远,人们呼喊着,我拼命挣扎着游,终于战胜了洪水,没有耽误发稿时间。”穆老的故事,绘声绘色十分传神,令人听得入迷。
那天,在清凉山上,穆青沿着崎岖的山路攀登到自己当年住过的窑洞近前。可惜窑洞年久失修加之没人居住,山上的土溜了下来几乎把窑口堵死了。秘书陈二厚建议说,“穆老没有路就不要上去了。”但他老人家还是执意爬上虚土畖,伏在窑洞口上看了又看。我感到十分的内疚,正要解释,穆老却笑眯眯地拍着手上的土说:“嗯,里面还很结实、土炕也在是我们住过的那孔窑洞。当年我在窑掌墙上写的两个字还隐约可见。那是毛主席为新闻工作者的题词‘多想’二字。”我说,“延安市委已经决定要恢复清凉山遗址。包括这些窑洞,包括山脚博古同志和成仿吾同志住过的石窟和其中的编辑部各单位旧址,都在动员居民搬迁。”穆老高兴地说,“好啊,清凉山是新中国新闻的发祥之地,是许多中央新闻单位的根本所在,应该建立一个综合的新闻纪念馆。”我说:“穆老的建议很好,眼下已经有了这个机构,挂靠在延安日报社,已经在努力保护旧址,只是还没有资金修一个像样的馆。上世纪80年代,修建了眼下这个简陋的展室,也因地质下陷滑坡而成为了危房。建设综合性的较大型新闻纪念馆,主要还是个资金间题。”穆老认真地说,“这得到北京想办法,中宣部和中央各个新闻单位都会支持。”我把穆老的话牢牢地记在了心上。
在随后的几天里,我又陪着穆老走访了枣园、杨家岭、王家坪等革命旧址,考察了延安宝塔区川口乡秀美山川建设工程。老人家兴致很高,特别是在桥儿沟鲁艺旧址参观,穆老回忆说,“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毛主席专程来鲁艺演说,提出‘大鲁艺’和‘小鲁艺’的命题,对文艺工作者起到了指路明灯的作用。”他讲这些话,显得十分的兴奋,还说自己这一生,无论是从事新闻工作还是创作文艺作品,都是遵循着《讲话》精神,“毛主席的《讲话》,永远都是我们文艺工作和新闻工作的灯塔、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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