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对于“八项注意”中后两条增加的提出者也有不同说法。例如，饶道良、李春祥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前身》一文中说:有老人回忆说，那后面两条是林彪加的。1969年8月底，林彪带叶群、林立果、吴法宪等人上了井冈山。8月31日下午，叶群、吴法宪等人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当时叫“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参观，在看到陈列品中有一块红军写有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背包布时，吴法宪说:“毛主席开始只提出了六项注意，后来征求其他人的意见，都说不出什么来，只有林副主席又提出了两项，就是: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主席听了，同意补上去，这样就成了八项注意了。”

　　显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最初从1927年10月三湾改编时提出的“三大纪律”，最后到1947年10月10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前后经历了20年才最终定形。从军事实践对军事纪律形成的决定作用来看，它完全是在实际中产生和丰富起来的。这一点，还可从红四方面军也曾产生过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相似的军事纪律得到证实。

　　由此看来，毛泽东虽然受过曾国藩的思想影响，但不能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爱民歌》之间有借鉴或模仿关系，因为缺乏史实依据。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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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爱民歌》(节选)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曾国藩:《爱民歌》，《曾国藩全集》，岳麓书社1986年，第429－4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