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老红军李立在《革命摇篮井冈山》一书中的回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过程可追溯到三湾改编时期。李立说:1927年10月中旬，“我们的队伍到遂川县的大汾时，突然遭到地主武装袭击，队伍一时被冲散了，战士们又累又饿，有的同志看见老表们种的红薯不管三七二十一扒起来就吃。还有少数战士行动散漫，不听指挥，甚至还乱拿群众的东西，又犯了旧军队的老毛病。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又为部队制订了革命纪律，向战士们作了重要的讲话。”10月24日，毛泽东同志向大家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条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底，工农革命军主力在遂川城里过春节时，“毛泽东同志又向战士们提出了六项注意:第一，上门板；第二，捆铺草；第三，说话和气；第四，买卖公平；第五，借东西要还；第六，损坏东西要赔。”“以后，战争更加频繁，俘虏就更加多了，少数战士违犯政策，搜了俘虏的腰包。有的战士在村边的小河里洗澡，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毛泽东同志把六项注意又改成为八项注意，添上了‘不搜俘虏腰包’和‘洗澡避女人’两项。后来，因为情况不断变化，又作了一些修改，例如把‘筹款要归公’改成了‘一切缴获要归公’。把‘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又改成了‘不拿老百姓一个鸡蛋’。长征到陕北后，又改成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李立记得，1928年3月工农革命军进到湖南桂东县的沙田村，毛泽东向战士们明确宣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如下内容:“三大纪律是: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七，洗澡避女人；八，不搜俘虏腰包。”

　　李立的这些回忆资料是珍贵的，不足的是把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在沙田圩“三十六担丘”田边的土台上，向工农革命军和地方赤卫队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误记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间也不准确。

　　“六项注意”是怎样变成“八项注意”的

　　对于六项注意怎样变成八项注意，陈士榘(1927年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建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的说法是:“1929年初，工农红军第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在开辟新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根据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将‘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新添两条是:洗澡避女人，大便挖厕所。以后又改为:缸满院净，挖卫生

　　(厕所)。”对于八项注意的丰富和最后改定，陈士榘的记忆是:“从1929年以后，战斗更加频繁，胜利一个接着一个，俘虏大量增加，毛泽东将‘八项注意’中又增加了两项新内容，优待俘虏和进出要做宣传工作。最后改定的‘八项注意’，其内容更为丰富与概括。例如，‘打土豪要归公’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不过，对于从“六项注意”发展而来的“八项注意”，其新增两条的具体内容还有一些不尽相同的说法。例如，有文章认为:“1930年5月以后，毛泽东和朱德又对六项注意作了修改，增加了‘七、不得胡乱屙屎；八、不搜敌兵腰包’，从而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写进了9月25日红一方面军颁布的《红军士兵会章程》中。1931年，中共中央代表欧阳钦在向党中央报告中央苏区情况时，具体地报告了红一方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此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文措词略有改动，并成为全军和地方武装的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