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我从小就有一个期望：能见到毛主席。不过，再傻也知道，这只怕是一个永远的梦想。

　　“文革”开始，我不敢再痴心妄想了，因为我无意说了一句话，被人添油加醋“抓了现行”，一下从“革命战士”打入“现行反革命”的行列。所幸当时规定野战军“不搞运动”，我又一贯表现很好，仅被狠狠批斗了一阵子，内查外调后，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上支左前线，戴罪立功。

　　部队进入武汉，成天忙于制止武斗，时常立在长矛大刀前、乱石飞砖中。在那里，我经历了震动全国的“七二O事件”，亲眼看到独立师的战士忍无可忍上街示威，甚至冲击了正在武汉的毛主席秘密住地，他不得不乘飞机转移到上海。我们空降兵营未参与行动，在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下，稳住了大局。我们这个连队保证了毛主席平安转移，给总理留下深刻印象。

　　1967年9月20日，我们连突然被紧急集合，用汽车送进警戒森严的王家墩军用机场，军区首长命令：担任一位中央首长的最后一道警戒，并透露，军区原定由另一著名英雄连队去的，是周总理点了你们连队的名。至于中央首长是谁？不许问。

　　我们被命令隐蔽在一平房里，上哨伏在高高的草丛中，下哨在房内泥地上静静学习，不许轻易现身。我上夜岗，只见守卫目标是一排亮着灯光的平房。21日晚，蚊子叮得睡不成觉，就悄悄将自己的席子从在地上排列的长队中移出，拖到房角，摸到墙上有根钉子，便扯出携带的小蚊帐，挂上一角，遮住头脸，大睡起来，叫哨的摸不到我，叫了别人。22日凌晨，带班的李副指导员发现了我，叫我上哨。这回哨位在一个土冈下。我看了看，大胆建议：应该上土冈，才能看得清看得远，更利于执行保卫任务。他想了想，居然同意了，并要陪我站一班岗。

　　上了冈，天渐亮，原来冈那面是条沙石公路，路边是草地，草地上停着一列当时罕见的内燃机列车，列车四周是一圈精悍的陆军警卫。我恍然大悟，原来夜里看到的并不是什么“一排平房”。公路上开来一辆又一辆小汽车，首长下来，有人指挥，静静地排成一排，而汽车和司机被隔到远处，气氛极其严肃。天大亮了，列车中间一扇门打开，一群人拥着一位穿睡袍的人下来，我不由惊叫：毛主席！

　　我们并肩站在土冈上，看着毛主席走向路旁的草地，和军区首长一一握手，推开工作人员从车上搬下的椅子，招呼众人坐在草地上，谈笑风生，临行时和众多小车司机握手，车门口向人们挥手致意，直到列车缓缓离去……一个连队100多人为毛主席站岗，最终见到毛主席的，就我们两人。

　　1968年我退伍，连队领导例行征求意见，我只提了一个要求：把为毛主席站岗、见到毛主席一事，记入个人档案。这和我的“反革命”案记在一起，倒也相映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