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太路前线的妇女担架队（1940）
 


民众夹道欢迎八路军胜利归来（1940）
 


中国大部分儿童还饿着（1935-1937）
 

八路军小文艺兵田华（1943）

张家口托儿所、幼儿园（1946）
 


和尚站岗（1938）

　　沙飞(1912-1950)

　　原名司徒传，广东开平人，中国新闻摄影的先驱。1936年发表鲁迅最后的留影。1937年参加八路军，曾任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等职。1950年3月因患“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在石家庄和平医院枪杀为其治病的日本医生，被判处死刑，终年38岁。1986年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撤消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对沙飞的判决。

　　中国革命摄影的开创者、抗战时期最重要的摄影师沙飞辞世至今已经整整60周年，他生前曾自喻为“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的沙粒”。用沙飞摄影奖首届评委杨小彦的话来说，“作为战争记忆的生产者，‘摄影武器论’的持有者，他已成为一种历史象征”。60年前，沙飞因为枪杀日本军医而被判处极刑。去世60周年纪念，也只有家人出席了仪式。

　　“石家庄，是父亲生命旅程的最后一站。他究竟被埋在什么地方？我们家人、战友多年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只是确定了大概的地方。”沙飞的女儿王雁继承了与父亲相似的五官，在一次次对他者或完整或突发的不绝诉说中完成着对父辈的寻找。“他去晋察冀就是为了抗日，并不是为了信仰马列主义而去投奔共产党。”王雁说，那是一位向往社会平等、社会革命的理想艺术青年抗日救亡的满腔热血，八路军的抗日和沙飞的抗日叠合在一起，沙飞达到了他一生里创作的最高峰。骨子里的沙飞不是一个革命家，而是一个艺术家，对于解放前后的诸多“运动”，他却根本不敏感，也不感兴趣。

　　王雁说，沙飞恰巧赶上了那个时代的每一个高潮，1936年，在上海待了几个月，他和鲁迅接触，这段日子也是鲁迅最后的有生之年，沙飞拍了一组关于鲁迅的照片，并记录下了鲁迅的遗容。其中，《鲁迅和木刻青年》传播甚广，从这些照片可以看出，沙飞非常敬仰鲁迅。这时期的沙飞，还拍摄了《人力车夫》、《码头工人》、《摆小摊的人》等照片，表达了对底层的人文关怀。沙飞于1936年底在广州办了摄影展，他卖掉了自己的好相机，换了一架破相机，剩下的钱，花在了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路上。

　　今天，我们看到许多沙飞拍摄战争的图片。不仅拍摄本身充满了危险，而且，它们能够保留至今，让我们“亲眼目睹”当年的景象，也是沙飞们——他以及他的战友们，在残酷的战争年代，用自己的生命换回来的。“这充分证明，历史不仅仅是被记录那么简单，历史是用生命存留下来的真实。”杨小彦说。

　　沙飞知名的系列照片《战斗在古长城下》面临着“摆拍”的质疑。王雁说，父亲一直有长城情结，他觉得自己应该有八路军在长城上抗击日军的照片，“1998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纪录片《永恒的瞬间——记沙飞》时发现的，大家都知道，打枪时枪口应该向下，而照片中的人物打枪时却都向上，从拍摄时间和地点上，只要一分析就知道是摆拍的，我当时也懵了，因为父亲教学生时就表示不要摆拍，要求抓拍。但我近年来慢慢感悟和领悟出来，他一心都是为了宣传和鼓动民众的抗日。”

　　是沙飞提出“摄影就是革命宣传的武器”，当照片中中华民族的壮丽与崇高表达出来的时候，他们那一代人在神圣的历史意识的指引下记录着同样神圣的历史时刻，杨小彦认为，此时，摄影的纪实性与摄影的工具性是同一的。“他们在那个年代照片是跟历史进程相契合的，但是新的语境到来以后历史的逻辑和历史的观察是断裂的，所以问题不在于摄影是不是武器，而是在于背后的历史逻辑和历史观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