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基本完成了自己的理想皈依以后，对读书的看法多多少少有了些变化。一则是忙于实际的革命活动，“脑子不能入静”，想读书而不能。更重要的是，一开始，毛泽东读的书本，包括马列的书籍，都没有也不可能告诉人们：在中国，应该怎样去搞革命。于是，在中央苏区时期，他甚至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 反对本本主义”。他那时花相当的精力去读另一本“无字之书”，即中国农村社会调查。正是在调查中，他对中国革命的道路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尽管那些批判毛泽东的人嘲笑他是“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但是，正是那些读了大量书本的号称“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者们，丢掉了一个建在山沟沟里的红色国家。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因此在中国革命的苦难历程中，得出不要书本的结论，恰恰相反，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抵达延安后，他似乎是异乎寻常地提倡读书，他自己也以参加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热情和精力，广收博求了一大批马列书籍，写下大量批注，无疑为了从理论上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甩掉有人戴在他头上的“山沟里出不了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帽子。随后，他提倡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遗产，自己更是津津乐道于各种古籍，大体是在做着在理论研究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至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起了关键作用的延安整风运动，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实际上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读书运动。应该说，正是读书和提倡读书，使毛泽东在陕北的黄土高原的窑洞里，走完了他成为中国革命无可争疑的领袖的最后一段历程。这里说的“领袖”的概念，不仅是政治的和军事的，还是思想的和理论的。

　　毛泽东晚年对读书的看法有一些变化。比如，上世纪50年代后期，在推动大跃进的时候，他把期望寄托在最有实践创造力的人民群众身上，而对拥有知识的人却多少不以为然，于是他常说青年人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胜过学问多的人，教授不如学生等等。但是，在意识到大跃进的错误后，他又竭力提倡读书，在庐山会议上，一开始他就讲了19个问题，而第一个问题就是读书，还专门给各级党的干部写了一封读书的信。随后，自己还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到杭州和广州沉下心来读苏联人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到了60年代中期，一方面，他坚决反对死读书，他认为知识更多地来源于社会实践，大老粗最有出息，对青年学生来说不走出校门不行，于是提倡教育革命。另一方面，他自己则发誓要把二十四史读完，一直到“文革”后期，迟暮之年，他还念念不忘，全党要读书，要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而他自己，则亲自圈定了84篇文史名篇，请一批饱学之士作了注释，嘱印成大字本，分送给少数中央领导阅读，因为眼睛患白内障，他还请来北京大学一位教师帮助阅读。

　　因此，从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对读书的公开态度的变化，特别是他有时候的公开态度和自己的兴趣选择不完全一致的情况来看，他反对的是死读书，反对的是不真读，不择读，不善读，不深读，反对的是思维方式的僵化，泥古不化，反对的是脱离实际的读书，结果为书所害，而不是反对读书本身。也就是说，一定要把 “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结合起来读，进而在实践中用好读书所得。

　　4读书学习是一种历史责任　　

　　对一般老百姓来说，读不读书，属于一种靠兴趣和追求来决定的可有可无的选择；对学问家来说，读书大概就是一种别无选择的职业习惯；就政治家而言，就很难说了。中外历史上，也不是没有粗通文墨或不通文墨、乃至轻慢书籍的政治家，不过，这样的政治家大多是称雄一时，人亡政息。(有意思的是，青年时代，毛泽东把古往今来的大人物划分成“办事之人”和“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大体说来，贯通古今、识见深远而能从精神品格和行为信念上影响后世的出色政治家，多半是好读书的。毛泽东之读书，可以说，不是靠兴趣来支配的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同他的生活、工作、事业、理想密不可分的别无选择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