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读书并不完全凭个人兴趣爱好，他把书作为动员和宣传工具，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延安时期毛泽东特别提倡在党内要形成读书学习的风气，一个重要原因是，总结历史、分析现实急迫需要理论的指导，但党内理论素养准备不足，这是亟待克服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读书学习。从思想方法角度讲，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阅读和理论创造，确立了毛泽东此后看待实践、分析问题的两个最根本的方法和一个根本主张。所谓 “两个根本方法”，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对立统一。所谓“一个根本主张”，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土地革命时期，王明、博古这些人在党内占据领导位置，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理论方面说得一套一套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掌握得比较多，但他们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革命的实际迫切需要上升到理论上的创造，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通过真读真学，在哲学上写出《实践论》、《矛盾论》，军事上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政治上写出《〈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文化上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理论创造，全党上下都佩服。可以这样说，正是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完成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这两大跨越。

　　毛泽东不仅强调读书，而且特别强调要读马列的书，特别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辩证法。他认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会省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还专门为干部开列了12本必读的马列主义著作，总称《干部必读》，包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

　　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戎马一生，领导一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工作繁忙的程度自不待言，但他还读了那么多书。可我们常听到一些领导干部抱怨说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读书。

　　工作忙固然是一个方面。但说到学习“没有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托词。毛泽东工作很忙，但他博览群书、博闻强记，是众所周知的。即便是短暂的外出视察，他也不忘让工作人员带上书籍。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讲这个话是希望领导干部们抓紧时间读书学习，毛泽东自己确实做到了这一点。1975年他82岁了，眼睛不好，还专门请一位大学老师给他念书。我们知道，他是1976 年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的，根据当时病历的记录，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满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11次，用时2小时50分钟。这当中，他已说不出话来，敲了三下木制床头，工作人员开始不知道他要看什么，有人想到，当时日本正在大选，毛泽东或许是要看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材料，就用手托着三木的材料给他看。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时37分，此后再也没有醒过来，7个多小时后便逝世了。这样的情况很感人，可以说已经不是活到老，读到老，而是读到死。　

　　3读“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

　　毛泽东对读书、对书本的看法并不是一条直线，因而他读书人的本色，他读书的风格，随着看法的变化也就杂彩纷呈。

　　青年时代，毛泽东讲“立志”，立志的过程，在他的心目中，相当程度上就是读书。他当时几乎有一种要读尽世间书的雄心壮志，但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又提出一个变通的法子：择书。22岁那年，他还是一个师范生，便在汗牛充栋的国学著述中，选出77种经、史、子、集，开列给朋友，说要有学问，必须读完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