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确保鉴定无误，张伟纳把遗骨带到上海，于1957年12月28日交送当时的司法部法医研究所，请示再次予以审定。研究所所长张颐昌和法医陈世贤都曾是张伟纳的老师。他们与张伟纳一起对遗骨再次极其慎重地进行各种复杂的技术检验。其间还得到法医研究所顾问、苏联专家以及复旦大学人类学教研组长吴定良教授的帮助。专家们反复切磋，化验分析，对遗骨的埋葬年限、性别、年龄、身高等通过检验和推算得出科学数据，结果证明张伟纳的鉴定是正确的。

    1958年5月26日，法医研究所的专家们正式签署了鉴定书，宣告这9块遗骨确凿无疑是方志敏的遗骨。

    中共江西省委向党中央报告了发现和鉴定方志敏遗骨的经过。党中央及时批示安葬烈士遗骨。

    十年动乱　遗骨遭劫难

    1958年下半年至1959年，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时期，人们无暇顾及方志敏的墓葬事宜。始于1960年的建墓工程因受到三年困难时期财力匮乏的影响也不得不拖延了下来。建墓工程既已延宕，当时的省委领导便打算在烈士殉难30周年的1965年举行隆重的遗骨安葬仪式，这样还可以有充分的时间请毛泽东主席题写墓碑。

    1965年，建墓工程终于完成。正当方志敏遗骨安葬前的一切工作有序进行之时，一场浩劫在神州大地降临了。在“砸烂公检法”的狂嚣中，江西省公安厅在运动初期就瘫痪了。在极左的“群众专政”的旗号下，一些档案被破坏，侦察资料和技术设备遭洗劫，科学严谨的法医工作被诬为“神秘主义”，说什么“放着活人不治，尽跟着死人打交道”。严肃神圣的法制殿堂被捣毁、遭践踏，这时的省委也被“夺权”了。

    烈士遗骨怎么办？原先领导决定，在安葬前，由张伟纳保管烈士遗骨。于是他特地选了一只3尺长、1尺宽的皮纸箱，把遗骨一块块包好，放进箱内，箱盖上贴了一张红纸，上书“方志敏同志遗骨”。他视若珍宝般爱护，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工作室的一角，从不让人碰。可现在“文革”的烈火已如火如荼，在“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的口号下，所有正常的秩序全被打乱了，眼前一切实在令人担心。

    1967年初的一个上午，张伟纳来到工作室，推开门一看，他惊呆了，室内原来整整齐齐堆放着十几个骨骸箱和许多标本瓶不翼而飞。张伟纳慌了，急忙去找他的助手。他得到的回答是:“军代表下了命令，搞群众专政用不着这些死人的骨头，统统搬到赣江边烧了。”

    “什么？烧了？方志敏烈士的遗骨呢？”

    他的助手指着墙角落:“喏，就剩下这两个箱子了。我想等今天问过你再送去！”

    张伟纳疾步走上前一看，正是烈士的遗骨！他忙双手捧起纸箱，紧紧抱在怀中。助手见他如此紧张的神情，揶揄地说:“省委被夺权了，公安厅也砸了，谁还会来管这事？你还想留着它做标本么？”

    张伟纳激动了，这位平时说话轻声慢气的法医，突然愤怒的高喊起来:“这是一般的标本吗？不，这是伟大的烈士的遗骨！”他凛然宣布:“烈士遗骨，由我保管，这是我神圣的职责！”

    张伟纳冷静下来了。他此时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如将遗骨仍放在原处已不可能。转移，可是往哪儿搬哟？偌大一个箱子，搬进搬出引人注意，弄不好还会损坏。一时间，他感到一筹莫展，焦虑万分。突然, 张伟纳情急生智，想出个主意:将遗骨藏在工作室的空水池里。他知道公安厅早已被砸烂，法医的检验工作也已停止，这个洗刷器皿的水池废弃不用了，把箱子藏在这里既安全，又不易为人察觉。于是他捋衣袖就干了起来，先把杂物一件件挪开，把水池揩干净，然后把装有遗骨的箱子放进池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