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父亲这位“不认钱”的财政部长，却能把国家的钱管理得井井有条。上世纪50年代空前高涨的建设热情使很多人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他始终理智地坚持“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原则，在1961年面对自然灾害带来的粮食危机，他大胆提出当年增加30亿斤粮食进口、减少40亿斤粮食征购的建议，缓解了人民群众最基本的吃饭问题。

　　李紫阳：三年自然灾害闯过去以后，1964、1965年那阵，我们国家既无内债，又无外债。那时我小学刚刚毕业，才13岁，就很自豪啊。我父亲那时才看到一点笑脸，以前是很少有笑脸。可是笑了没几天，“文革”就开始了。

　　记者：“文革”时期，我国的经济秩序受到很大破坏，您父亲也受到了冲击，他还能正常工作吗？

　　李紫阳：1966年“文革”开始了，我们那时候住在中南海里，中南海外面全都围着造反派，搭着小棚子，天天有传单，天天有标语，什么“打倒大叛徒李先念”之类的东西特别特别多。我父亲对我们要求比较严格，不允许我们出去乱说，非常非常谨慎。

　　那时候是造反派什么时候揪你，什么时候就得去做检讨，但是经济工作不能没有人管，他是先去接受批判，批判回来再继续他的工作。

　　记者：您父亲大概是在“文革”中唯一没有被打倒的副总理了，他为什么在那个时期还有工作的权力呢？

　　李紫阳：一个是毛主席比较信任他，总理还希望他做大量的工作，再一个呢就是我爸爸为人非常忠诚、老实、勤俭，作为造反派来讲，也没有抓到什么辫子。“四人帮”对他也没有什么辫子可抓，所以他处于这么一种状态下，一边接受批判，一边协助总理做了大量的工作，维持着国家的国民经济。他一直在工作，没有停过。在“文化大革命”这种情况下，还引进了许多大型设备，湖北的1米7的轧钢什么的，做了很多工作。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人，我始终都这么认为的。

　　记者：他的内心应该也是很痛苦的，他的这种痛苦在你们面前表露过吗？

　　李紫阳：他很少表露。“文革”时我已经15岁了，这些情况呢我都比较清楚。他的内心确实还是很痛苦的，从他的眼神里就可以看出来，但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从来没说过。

　　“小李木匠”被下放到木材厂劳动

　　1967年1月起，“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所谓“全面夺权”的新阶段。整个社会陷入无政府状态。面对这种局势，在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种种错误行为提出尖锐的批评，与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从2月22日至3月18日，中央接连召开了7次会议，对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并将这次斗争定之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而代之。

　　记者：受“二月逆流”的影响，您父亲被迫劳动，有意思的是因为他小时候做过木匠，就被安排在北京木材厂。

　　李紫阳：我父亲是被安排在木材厂，可是到厂里，跟平常人一样，没什么架子，别看我爸爸这人平时不说话，但是说起话来有时候也是很幽默的，很容易跟人打成一片。工人就特别照顾他，在那种情况和环境下，他也能找到解脱的办法，心情反倒放松了一些。

　　记者：可是您那时还小，看到父亲被下放劳动，肯定会很莫名其妙，也会很害怕。当时您确实也受到了牵连，您当时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能想通吗？

　　李紫阳：我那时也是小，十七八岁，对这个事情不太了解也不相信，但是中央都这么传达了，我们也不能不信，所以感觉到自己也没办法了，自己在被窝里哭。

　　给我传达完“二月逆流”以后就把我弄到军粮城去种稻子，而且不准我给家里打电话，不能写信。回来以后，就不许我工作，那时候我还是个战士，那时候要深挖洞、广积粮嘛，就挖洞，拉沙子，拉水泥，这些活都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