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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义后，两次面见傅作义

　　1949年1月底，田玉章所在部队，奉命撤离北平，到北京南郊的通州的解放军78军，归属新建制。

　　临行前，田玉章和很多军官一起，到“老长官”傅作义的住处辞行。傅作义沉默许久，缓缓说道：“听解放军的话，好自为之，不要犯错误，将来的事业才有前途。”

　　临别，傅作义将大家送出大门，依依不舍地向大家招手。“傅先生给我们送行，好像在送闺女出嫁，很动感情。”田玉章说。

　　1951年，田玉章到北京办事，又去看望了时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傅作义看田玉章进门，一眼就认出了他，一再嘱咐田玉章：“听共产党的话，为人民做事。”

　　之后，田玉章老部队开赴西北，参加了解放甘肃的战斗。但田玉章则因为心脏病发作，在河北省冀中、保定的医院住院。1949年5月，田玉章回到家乡，这是“七七事变”后首次回乡，家里的凄凉景象，让他感慨万千，当场赋诗一首：“双亲面上皱纹密，院墙倒塌草没膝。离乡背井久在外，弟弟年幼学荒废。”对父母、兄弟的愧疚，让这位饱经沧桑的老兵潸然泪下。

　　田玉章在回归部队途中，在灵宝遭遇国民党残兵堵截，相关证件丢失，和老部队失去联系，遂回到家乡务农，安享和平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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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协议签订，原国民党官兵倍受优待

　　田玉章笑着说：打了这么多年仗，就数这一仗打得最怪。上面口口声声说“血战到底”，其实上下都在拖延、观望。多数时候，城外炮声隆隆，城内的国民党官兵却搂着枪，在工事中打瞌睡，不少军官甚至和往常一样赌博、嫖娼，一点不像打仗的样子。

　　1949年1月19日，傅作义与解放军签署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21日，傅作义召集华北“剿总”及军长以上人员会议，宣布北平城内的20多万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发布《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

　　田玉章回忆说，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傅部官兵受优待：国民党将校军官和基层官兵，自愿回家的，一律发3个月粮饷、发放路条，予以遣返；官兵自愿回家的，手表、衣服、钱财等私人财物允许带回，将校军官回家，原有的保姆等可选择一至三人，带回老家继续聘用，政府不加干涉；年轻军官希望学习者，可保送进步院校深造，毕业后分配工作；希望留在原部队的，原职原薪不动，享受解放军同级别革命军人的福利和待遇……

　　最宽大的政策是，如果军官中的“死忠分子”想回归国军阵营，想去西北的送到国军占领的风陵渡，想去东南的送到上海国统区，所经解放区一律放行，还发放路费！在22师炮兵营的“黄埔系”军官，大都选择到上海回归国军编制，只有田玉章愿意接受共产党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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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官兵普遍厌战，地下党空前活跃

　　尽管高官口口声声主战，但基层的国民党官兵，普遍厌战。

　　据田玉章回忆，围城初期，国民党部队借口“防止共军攻城”，将北平城外的很多民房都拆了，拿老百姓的房梁、大门修工事，弄得天怒人怨。很多“老北京”不得不离开家园，流离失所，大家都骂“国民党比日本鬼子还狠”。

　　田玉章等基层官兵非常反感——八年抗战，老百姓早就不堪重负，现在又打内战，又折腾老百姓，这仗打着还有什么意思？

　　“起义前，北平城的角角落落，到处有地下党。”田玉章说，“我的连队，秘密和共产党联系的，居然有二三十人。改编后共产党员身份公开，之前相互保密的地下党员互相指着对方，惊叫：‘原来是你！’”

　　“傅作义将军很识大局。当时傅部每个团、营，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即使傅先生坚持要打，将领们会抛弃他，自行和共产党讲和！”田玉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