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陈赓百周年诞辰之际，《陈赓日记》再版了。光阴似箭，转眼他离开我们已有40多年，我也步入了耄耋之年。翻校他的日记时，我百感交集，心情难以平静。

　　我和陈赓初识于太行山－山西武乡蟠龙镇抗大总校校部训练部长王智涛、吴静（我的同队同学）家里，那是在1940年5月。1943年2月25日，129师师高干会议之后，我们结了婚。3天后，我便随陈赓调太岳区工作了。回到太岳军区司令部，陈赓给我看他的日记，他把自己的“过去”毫无保留地全部交给了我。抚摸着他身上的6处伤疤，听着他讲述日记中有或没有记录的往事，我被深深地感动了。

　　日记是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记起的。当我看到这些虽经数年依然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可辨的日记时，我顿时感到他真是细致，真是用功，这是个难得的好习惯。我曾用灰粗布糊了包皮，珍惜地加固日记本。那时分多聚少，分别时我总要送给他一个本子，以便他再写日记。行军时，这些日记本始终珍藏在我简单的行李中，背着或放在马褡子里，伴随在我身边。那时常披星戴月、爬山涉水，每到驻地，先要把日记本拿出来检查一下，湿了就在太阳底下晒晒，或在老乡的热炕上烤烤，总怕丢了或损坏了。生死战乱，这些日记本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它长志气，灭敌威，深深地激励我、振奋我，为民族、为阶级翻身而努力奋斗。

　　1961年3月，在上海丁香花园，当他预感到生命无多时，他不断抚摸着已经磨破了的衬衣上那一片心口疼痛处，对我说：“我有两件事怕你经受不起，一，我要死了！二，你的更年期过不好。”即便此时，他仍不失幽默地比画着：“你的头发会‘唰’的一下就白了！”那时小建还不到16岁；小进不到11岁；小庶7岁，才上小学一年级，在住校；涯子不到6岁，还在幼儿园。陈赓记挂在心的是：“孩子太小，他们不了解他们的爸爸，你要多和他们讲讲我们的过去是怎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这就是我着手积累和收集整理有关陈赓材料的初衷，并成为他去世后我的经常工作之一。我想，这也是一个共产党员母亲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件事得到了组织上的支持，批准我查阅他的档案材料；有许多同志热心相助，有的还主动提供线索。儿女们渐渐长大了，也和我一起查找。所有这一切努力，可以从各个侧面了解他为什么忘乎一切投身革命的战斗生涯。也可以窥见他对革命理想的执著追求，对事业的一丝不苟；危难中的机智勇敢，困境中的乐观豁达；同志间的诚挚友爱，以及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也折射出陈赓的一生是那样的光明磊落，肝胆照人。这些日记和资料是我和孩子们最宝贵的财富。

　　“文革”期间，自1969年3月始，我先后被下放到东北、河南等地中组部干校。离开北京前，为防不测，我将陈赓同志的日记、照片、诗词、文稿和习字稿等遗物整理了几箱，和小孙女怀申一起送到上海大儿子知非家妥为保管。果然不久，北京家里无人时被强行搬家，而这些遗物则免遭损失。在林彪、“四人帮”横行之时，陈赓被造谣说成是叛徒，我在干校则被指责有“特嫌”、为叛徒树碑立传。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后，我才于1972年6月被批准回到北京，但组织问题仍没有解决。许多关心我的同志来看我，王震同志将我的信转呈给周总理、邓大姐。后来知道邓颖超同志和陈云同志质问过当时的中组部负责人，邓大姐问：“怎么回事？为何还把傅涯当叛徒的老婆对待？”陈云同志也作证说：“陈赓同志被捕后表现是很好的，出狱后审查的组织结论，是在长征途中遵义会议以后我当组织部长时做的，事情早有结论了，你们为什么现在还在整？”那位负责人始终支支吾吾。他们的过问，才使我得以恢复组织生活，并由李德生同志批准搬回原居。在上海存放的陈赓遗物的箱子也由小孙女押运回来。此时我已是身心疲惫，全身浮肿，双腿痉挛，不得不住进了三○一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