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开国领袖毛泽东逝世33周年之际，人民网近日刊出一篇史料谈到了毛泽东批评“要秘书代劳”的作风一事读来令人回味。

　　毛主席说：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是动口。动手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见2009年9月2日人民网)。

　　早在1971年与林彪集团作斗争中，毛泽东就深刻指出过一个官场怪象：靠秘书代劳。他发出了“要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的号召，人们记忆犹新。改革开放以来，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都一以贯之般倡导各级领导干部善于调查研究，也是医治“秘书代劳”顽症的有力措施。中纪委书记贺国强在今年6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撰文指出了一种官员病症：作报告写文章，自己不动脑，而是一味靠别人、靠秘书班子代劳，空话、套话连篇，毫无针对性。其实，“要秘书代劳”的现象在不少地方基层都不难见到，官员作报告写文章靠秘书靠办公室代劳几乎已成了“约定俗成”。一个问题无疑也摆在人们面前：从上世纪70年代初至今，已近40年，为何官员写文章作报告靠“秘书代劳”仍然大有市场？分析这个顽症，人们可以看到，其中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原因。

　　分析靠“秘书代劳”的主观原因，或许会有人归类于是官员“懒政思维作怪”，这话有一定的道理。时下，确有些官员懒得很，不要说调查研究功夫不到家，就是连日常上级部门、下级单位递来的资料也懒得一翻，更对需动脑筋握笔头的功夫不愿沾边。但是，这只是一个原因，却不是准确“把脉”。

　　在时下某些基层，一些官员之所以写文章作报告一味靠秘书、靠办公室代劳，有一个致命原因：在某些官员心目中，官员讲话写文章不是衡量官员水平能力高低的尺度，而是善于应酬和落实其他经济指标才是“硬件要求”。因此，不少基层官员不太注重讲话报告的思想性、针对性和生动性，为着应付会议需要、汇报需要，自然把此差事交给秘书办公室代劳。可见，在“懒政思维”之中还有个“歪政思维”问题。

　　“歪政思维”是与执政为民的善政思维相对立的一种思维。谓之“歪”，就是只把心思放在应酬方面。正如贺国强书记所讲的：一些领导干部常常陷于日常事务，忙于各种应酬。之所以忙于各种应酬，决不是“应酬”人民群众的上访，也不是“应酬”为公众排忧解难，而是如何接待上级领导，如何使上级领导听得“入心入脑”，吃得“津津有味”，一切服伺得“妥善妥当”。记得，早些年陕西南郑县那位“赌博”镇委书记，本是“根正苗红”，工作也不错。后来却把心思放在应酬上级方面。为着使上级满意，他竟想出了奇招，挪用巨额公款陪领导打牌赌博。而今，这位“赌博镇委书记”以被判处徒刑而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当然也是对“善于应酬”人们的一个严肃忠告。

　　话又说回来，写文章做到不要“秘书代劳”，恐怕关键的是端正为官宗旨。只有脚踏实地践行“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人们才是敢讲真话的人，才会亲自动手写出反映实际有血有肉的文章。

　　诚然，写文章“要秘书代劳”成风也有着某些制度机制方面的原因。一些官员报告效果如何，讲话效果如何，人们大多只会奉承，不会品评，也难见有批评的声音；更有甚者，组织人事部门对官员的讲话往往只看有没有“出轨”的话，而不看其是否是讲真话，是否是不着边际的话，对官员不讲真话问题没有进行必要的监督，这也是要“秘书代劳”顽症难以医治的另一个原因。

　　立志执政为民的人们一味要“秘书代劳”是行不通的，公众也是不满意的。在纪念开国领袖毛泽东逝世33周年之际，分析“要秘书代劳”的通病及其医治办法显得十分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