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泊名利  主动让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了政治上和物质上的坚实基础，经过几年的准备，决定于1955年实行军衔制。1953年1月20日，总干部部根据军委《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精神，发出《关于军衔鉴定工作指示》，对军衔鉴定的内容及基本要求、军衔鉴定工作的领导与方法，做了规定与要求。此后，评定军衔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1953年3月22日，总干部部、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对军衔鉴定工作的几点意见》，对军衔鉴定工作又做了若干具体的补充规定；在1955年正式授衔以前，制定颁发了多种有关法规文件。
    广西军区按照中央军委评定上将军衔的标准，正式上报了授衔人员名单：上将陈漫远、上将李天佑。该上报文件至今仍然保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里。
    但是，50年代正值中国政府派军事代表团赴越南，帮助越南抗法，进行奠边府战役。越南胡志明主席对毛主席说：“打奠边府的某位中国人民解放军首长应该评上将。”毛主席将此问题批复给时任广西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广西省委第一书记的父亲负责处理。他接到批示后立即主动表示，他自己不参加评衔，让出上将军衔指标，放弃了授衔的机会。我们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但是父亲对我们说：“毛主席都不评军衔，向主席学习嘛。”
    1955年秋，正式实行军衔制度，广西军区举行授衔仪式。当天上午9点，身为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委第一书记的父亲到达授衔仪式会场，主持了授衔典礼。
    在抗日战争时期，父亲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参谋长，当时和他并肩战斗、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参谋长的陈士渠伯伯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此后，他任晋察冀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时，该军分区政治委员王平伯伯和副司令员黄永胜都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与父亲同时、担任其他军分区司令员职务的杨成武伯伯、邓华伯伯等人也都同时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尽管父亲淡泊名利主动让衔，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没有忘记他为党的事业几十年浴血奋战的功绩。在2007年，由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和中央党史研究室联合编纂正式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丛书中，按照担任大军区正职的经历收录了他的传记。在1999年出版，由我军多名军事、军史专家编撰的论述解放军著名参谋长《智囊之首》一书中，也编入了他的生平事迹和业绩。

    领袖关怀  重返军队

    1960年1月，父亲陈漫远结束了两年的中央党校学习生活，来到北京农业大学，出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不久，北京市委又增补他为市委常委。在北京的高等院校中，唯有他和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北京大学校长陆平享此殊荣。在任期间，他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教育方针，善于团结班子成员，重视发挥专家和知识分子作用，为北京农业大学的教学、科研恢复了正常的秩序。由此，他依靠全校教职员工的努力，发挥了北京农业大学的优势，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级专门人才和国家农业建设中的骨干力量。
    1964年4月，他被调任国务院农垦部第一副部长、代部长，为发展我国农垦事业和军队屯垦戍边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他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遭受迫害和打击。但是，毛主席并没有忘记他。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为九大召开做准备。这次会议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的，占总数的52.7%。他们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力。在会场上，毛主席问周总理，萧克和陈漫远同志为什么没有出席会议？周总理答复，正在接受审查。1969年4月1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主席又问周总理，萧克和陈漫远同志为什么还没有来出席会议？周总理答复，还在接受审查。可见，在毛主席的心目中，萧克伯伯和父亲是不属于被打倒之列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老人家竟连问了两次。
    1975年，父亲因病回北京治疗。他曾经对我们说，非常留恋在军队工作的年代，并直接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写信，要求重新回到军队工作，表达自己对军队的无限深情。“文革”以后，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相互调动，已经不像“文革”以前那么容易了。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建议批准萧克、陈漫远从地方重新调回军队工作，毛主席亲自批示同意。这样，就使已经到江西某农场劳动长达8年之久的父亲成为毛主席最后批准从地方重新调回军队工作的干部之一。
    1976年2月，中央军委安排他任军事科学院顾问。能重新回到军队工作，使得父亲非常高兴，每当他提起这件事时都开怀大笑，表现出他与人民军队深厚的情缘。
    1977年8月23日，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提出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提议重新恢复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三座军事高等院校。随后，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文革”期间建立的军政大学，组建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1977年12月23日，中央军委任命父亲为后勤学院院长，李聚奎为政治委员。1978年1月6日，中央军委批准后勤学院从1978年1月10日起，正式行使大军区职权，直属中央军委领导。
    当时，父亲已年逾65岁，而且离开他曾经熟悉的军队单位也已多年。但他没有丝毫的松劲和懈怠，而是以高昂的斗志，投入到新时期的军队建设事业中。他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为恢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做了大量的工作。
    “文革”期间，军队中高级干部长期未进行系统教育，亟待复训，中央军委要求三大学院在复建后立即招生开训。军事、政治两学院以军政大学为基础组建，后勤学院以原后勤学院为基础组建。原后勤学院自1969年被撤销后，干部、教员流散全国各地；教材、图书资料大量散失；原校舍被23个单位占用，许多教室、试验室被改做住家宿舍，一时腾不出来；原集中存放的教具、营具在“文革”中也被一把无名大火焚毁殆尽。
    父亲知难而进，一边组织拟定编制方案和第一期招生计划，一边派员到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选调干部、教员。各教研室则边组建，边拟制第一期教学大纲。院务部门则一面与占用单位商议搬迁，一面加紧维修营房，购置营具、教具。经过各方努力工作，后勤学院终于在1978年2月开训，第一期招生380人，下半年又招生410人。
    学院开训后，他首先狠抓教学要务，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教学和提高教学质量上。1978年3月中旬，他分别与各教研室领导进行了座谈，在全面了解各方情况后，召集全院教员做了专门讲话。他强调后勤学院作为全军后勤的最高学府要有能适应当前军事发展新形势需要的高标准教学，首先要有高质量的教材，要求各教研室抓紧编写新教材。对于主要教材，他还亲自参加讨论和审查。他要求克服教学内容陈旧的问题，尽可能地充实现代战争内容。1979年初，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胜利进行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当年6月，父亲就要求教研人员总结作战中后勤保障的经验，并要求从中探讨现代战争后勤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充实到教材中去。
    他非常重视开展学术研究。在后勤学院临时党委第一次会议上，他提出将“科学研究室”更名为“学术研究部”，确定主要任务是研究我军、外军后勤工作经验和现代战争的后勤保障。随后制订了1978年至1982年学术研究规划，在5年内完成了44项重大科研课题。1978年2月1日，中央军委批准，后勤学院学术研究部下设学术部、外军部和编辑室，并增设技术部，着重研究电子技术在后勤指挥、后勤保障和教学工作中的应用。当时，在全军这种应用高新技术武装部队的观念是很有前瞻性的。同时中央军委明确，后勤学院学术研究部承担全军后勤学术研究工作，总后不再设立后勤学术研究机构。
    他根据后勤学院主要培训对象是军队高级后勤指挥员的实际，提出教学要以勤务为主，以技术为辅；以战役为主，以战术为辅；以战时为主，以平时为辅；并对一些教研室仅仅热衷于技术内容教学的倾向加以果断地纠正。当时军械教研室为了形象教学，向军械部报领几十门各类火炮，并要求修建面积巨大的炮库，还要求配置管理人员，申请保养维修经费。经调查，建成后每年使用时间不过几个教学日。同时，在北京军队系统，类似的现代火炮展馆就有三家，完全可以资源共享。他在亲自调研查实的基础上，果断地撤销了这一项目，节约了建院时的军费。
    他反复强调学院要以教学为中心，各项工作都要为教学服务。经他提议，学院做出保证教研人员每周要以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教学业务活动的决定。
    他要求各类各级人员办事都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不要照抄照搬。
    学院初建时期，大批干部教员调入，宿舍奇缺，有的一家几口挤在一间房子里。他心急如焚，与李聚奎政委共同向总后报告，争取建房指标。后来指标有了，但当时建筑队伍紧缺。他又亲自出面，找了当时国务院主管副总理谭震林伯伯，很快把北京著名的第六建筑公司请进院内，不久八栋宿舍楼拔地而起，带家属的营以上干部教员大都住上了单元房。那时，北京燃气供应十分紧张，父亲又亲自找到北京市市长林乎加，一下子给学院争取到了足够的煤气指标和煤气灶具，解决了大家吃饭难的问题。他的这些工作很快就在学院内传开了，对此我们都有耳闻。有一次在家里饭后聊天，我们问他：“您年纪这么大了，肩负重任，千头万绪的，怎么还管这些小事？”他说：“大家的吃、住可不是小事，民以食为天嘛，小问题不解决就办不好大事情。”不一会儿，他又接着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小平同志说过，要给大家做好‘后勤部长’。我这个后勤学院院长，更要身体力行，做好学院全体职工的‘后勤部长’嘛。”他的话虽然不多，却体现了他一生务实、认真的作风。
    他还亲自整理了自己任军事科学院顾问时，对国内外重大战争、战史研究的成果，撰写并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概况》、《太平洋战争的战略问题》、《从南昌起义到渡江战役》等军事、历史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