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兄弟三人中是老大，大弟周恩溥，四十年代去世，生有一子，已于前几年在河南焦作去世，小弟周恩寿生有三男三女。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周秉德便是周恩来总理胞弟周恩寿的长女。她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曾跟随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共同生活了15年之久。

　　谈起在中南海度过的难忘岁月，谈起伯父伯母对自己的关怀与体贴及教诲，周秉德女士显得那么的激动与忘情，时而激昂，时而沉思，恍然回到了西花厅岁月。

　　1950年抗美援朝的宣传活动热火朝天，周秉德所在的班好几位十五六岁的同学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周秉德揣着羡慕的劲头，也在报名处拼命地挤。可是因年龄太小，报不上名。

　　周恩来知道后，不由哈哈大笑，“一个小孩，人家怎么会要你？”见周秉德一脸的不高兴，噘着小嘴巴，周恩来又过来安慰她：“当然愿望是好的，可要立足实际啊！你年纪还小，好好学习，今后报效祖国的机会有的是！再说，留在后方，也可搞宣传发动工作。”本来鼻尖发酸的周秉德，听到这里茅塞顿开，后方的她的确可以为抗美援朝出一份力。于是，周秉德积极参加了学校业余剧团，在校内、农村和社会上，多次开展抗美援朝的节目演出活动。

　　1952年，周秉德面临初中毕业。就她当时每学期的学习成绩而言，读高中、考大学或跟潮流留苏，应该不成问题。偏偏在这时，上映了一部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片中主人公瓦尔瓦娜置身乡村，为小学教育呕心沥血的情节深深打动了我。周秉德感到我们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但教育力量还很薄弱，于是一个教师梦时时萦绕在心底，“当教师”成了一个无法替代的意念。

　　周六，周秉德照例回西花厅。餐桌上，周秉德禁不住把自己择业的小秘密告诉了伯父、伯母。“好啊，女孩子选择做教师挺不错的，何况国家现在正需要大批的教师去培养人才参与祖国建设，当教师很有意义。当年我16岁，一毕业也是当教师的。当教师，我支持你。”邓颖超一听周秉德“宣布”的“决定”，马上做出欣慰的反应，说到这，又转过头向正在举筷吃饭的周恩来说：“秉德不准备考高中，打算报名上师范学校，你怎么不吭一声，表个态？”

　　周恩来放下筷子，缓缓地说：“这事应该让她独立思考。有你一人说就够了，我讲多了对她成长不好，压力大了。万一有一天她犹豫、后悔，都没办法。况且，她还应听听她爸爸妈妈的意见。”

　　这一年，周秉德梦想成真，被保送进北京师范学校。师范学校毕业后，周秉德如愿分配到北京东郊区（现朝阳区）第三中心小学，被指派到四年级做班主任，教语文和算术，成了一名乡村女教师。

　　周秉德说：“我从小在伯父身边长大，他离开我整整33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我觉得他那双眼睛依然在注视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伯父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无论你今后从事什么工作，都要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