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无线电通信工作的片断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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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无线电通信工作的片断回忆

2009-11-26 00:54:40

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作者：王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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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坎子战斗时，王树声同志还不会使用电台。小坎子被围，王树声带上伙夫一起向外冲，结果冲不出去。他和蔡威关系很好，到电台上和老蔡说，有线电不通，离张主席(指张国焘)很远，冲不出去怎么办?蔡说，可以用无线电。王树声还不太相信，就让老蔡起草了一份短报： “小坎子被围，怎么办?”这份电报是我收的，又是我翻译的，送给了张国焘，张国焘回了六个字： “死守待援，国焘”。后来，我们迂回部队赶到，把敌人消灭了。这是四方面军部队间早期无线电通报的情况，使用的密码是我们自己编的。
    一九三三年十月开始，在反“六路围攻”中间，无线电有了发展，先后成立了兰台(用打沔县缴获的机器)、四台。在准备过嘉陵江以前，一、二台正式分工，一台专门搞通报，二台专门搞侦察。一台是先跟徐帅，后来又跟张国焘。后来成立了五台，随二十五师去迎接中央红军。
    一九三三年六、七月间，在通(江)南(江)巴(中)成立了电务处，金称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电务处”，由朱侃夫任处长兼三台长，电台是由电务处管。在新集时的电信处，管训练班，不管电台。以后无形中取消了。
    一、四方面军会合时，我们一台是在理番县东门外同一方面军会合的，在那里第一次看到刘伯承和林伯渠同志。王诤同志来到我们这个台，和我们一起到了杂谷脑，又碰到岳夏那个电台(一分队)在那里。后来到黑水、芦花，翻越上、中、下大谷(打鼓)山到了毛儿盖。八月六日开了沙窝会议。接着调李景瑞、朱宗春和两个译电员到我那个台工作。从此一、四两个方面军的无线电通信人员会合在一起了。第一次过草地时，还碰到了曹丹辉、李白、周维等同志。当时我们住在阿西，有一次胡宗南的部队向包座逼近，当时我正好生病了，朱宗春、李景瑞通完报出去了。我不放心，上机听一听，正好碰上三十军电台汪名震在呼叫，我赶快把电报收下来，译电员(同一方面军汇合以后，开始有了译电员)很快把电报译出来，内容是：敌人一个师向救济寺开进，敌人如果攻占了，我们就没有办法，敌人已过去一个团，怎么办?我叫人赶快把电报送出去，徐向前和陈昌浩同志看到电报立即回电 “为什么不打?”让马上发出。两个钟头以后前方回电“敌人全部消灭”。这时，我的电台是跟随右路军总指挥部，张国焘到左路军去了。
    在阿西期间曾收到张国焘几份电报。开始电报说噶曲河涨水，部队过不去，让派人去接。以后还有三次电报，一次是张国焘要南下，徐向前同志回电： “南下下策，西进中策，北上上策。”后来，张国焘还要南下，回的电报还是一样，从电报看，张国焘是想南下的，而陈昌浩、徐向前则主张北上。
    毛主席带中央红军北上，走的时候我这个电台不知道，二台也不知道。第二天早晨一起床，看见借二台的一部充电机放在那里，部队已经出发了。中央红军走了之后，徐向前、陈昌浩同志发了个电报，问张国焘右路军怎么办(指未随毛主席北上那一部分)?张国焘来电报说南下。从我看到的几份电报中可以看出徐向前、陈昌浩同志是不同意南下的，而张国焘是坚持要南下。后来，电台和译电员分开了，电报的内容就全不知道了。
    毛主席带一方面军走后，电台的呼号全改变了，虽然，对方的手法还可以听出来，但是，再叫就不通了。从此就和一方面军中断了联络。红一方面军是那一天走的，就是那一天中断的。
    南下部队回到道孚、炉霍时，已经是一九三六年三、四月间了。在道孚朱总司令到电台对我交代，要设法同二、六军团联络，多发一个字也是好的。我记得当时二、六军团的电台经常变，今天一个声音，明天又一个声音，隔一两天就叫不通，叫通了又不是原来的机器。不久，朱总司令又交代，让同中央红军取得联络。这时，汪名震、尤静轩、黄奕棋等都在我那个电台。不了解对方电台呼号，联不上怎么办?大家就想办法，有一次我从手法上找到了前指的电台，于是就采用干扰的方法，他发报，我就调到他发报的频率上，他收报，又调到收报的频率上，使他工作不成。接着又用原来通报的老呼号去呼叫，他没有办法，就回答了，我告诉他今天没有报，明天再来。我把这件事报告了总部。这样才同中央红军联络通了。
    同二、六军团联络，是在二、六军团到达金沙江以南时联络上的。
    在炉霍，我调到三局工作。去的目的，是向刘光甫学习机务。那时三局的驻地在朱窝，到达之后，正好二、四方面军会合。我在这个时候离开了电台，接着又得了伤寒病，一直到新疆没有在电台上工作。
    到会宁会师以后，我跟着三局过了黄河，时间是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日。由于二局没有过去，搞情报的没有了。徐向前、陈昌浩、李特他们三个人就叫宋侃夫和我想想办法。我们对“五马"的情况什么都不了解，于是就用一部收信机，一路上搜索敌人的电台。部队到永昌时，才把敌人的密码搞出来。这时，正好赶上“双十二”事变，我们也是从敌人的电台里知道的，第二天，中央才发来电报。
    高台事件时，电报也是我收到的，唐士吉当时也在那里。天气很冷，我一看这电报很重要，就接过来抄。高台受到围攻时，敌人已经不用密码了，完全用的明码，我就抄一句送一句，时间是在一九三七年二月间，电报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时候攻城了，打巷战了，上房了，最后是董振堂军长牺牲了……。
    后来，部队到三道流沟，在梨园堡前打了一仗。在那里耿锡祥把一部收报机的管子烧了。因此，撤了他的台长，由汪名震担任台长。
    后来由于西路军损失很大，处境很不好，经常陷入敌人的包围。三月中旬在石窝开会，决定徐向前、陈昌浩同志离开部队回陕北，由李卓然、李先念、王树声同志等七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剩下的部队分为左右支队开展游击活动。
    我们直属队一直跟着李先念同志在祁连山坚持斗争。
    石窝以后，又向前走了半天，翻过一个大山，在一个山沟里碰到了耿锡祥他那个电台。这时，我们打开收信机听敌人的情况就不是靠密码了，而是靠听，听他的电台声音，判断他动没动?。当我们了解到敌人在石窝附近还没有动时，就在这个山沟里休息了一个白天和晚上，到第二天才走。我们带着收信机，一直带到祁连山里面，这时搞侦察工作更困难了。
    在安西时，我们离敌人更近了，后来在红柳园子附近被敌人包围，在那里坚持了半天，我在晚上跟着牲口冲了出来，在一个水池边上碰上了徐明德、唐士吉等十几个人，我们一起就再向前走，前边没有山了，是一片平原。这时我已经走不动了，怕敌人来追，又转向北走，正好北边那个山上有清水，算是救了我们的命。我们十几个人组成两个班，由卢富贵当班长，徐明德当副班长，我们白天不走，晚上找大路走。到大泉又碰上了刘寅，就这样和他一起到了星星峡。
    本文摘自[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二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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