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是我的一位老战友。
    早在1962年大革命时期，他就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反帝、反军阀、反官僚的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记得1927年至1928年期间，我在陕西西安读中学时，正当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国民革命开始进入低潮之际。我从党内得知他是三原县第三师范的学生，在与部分同学进行反对本校反动教职员的斗争中，被当局逮捕。在关押期间，他立场坚定，不屈不挠，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党组织决定他转为共产党员，后取保获释。从那时起，我不仅知道了习仲勋这个名字，而且了解到他是陕西富平县淡村人，是距离耀县县城仅二三十里的近邻。
    1932年秋，我从杨虎城部队做兵运工作回到家乡，在中共渭北特委的指示下，同当时在团特委工作的习仲勋在三原县东关体育场，秘密接了一次头。那时，党组织还处于地下活动状况，斗争环境异常险恶。为了不被人注意，我们俩人便站在一秋千架旁边，有说有笑地就当前的工作和需要重视的问题作了短时间的交谈，现在还记忆犹新。从此我们就相识了。同时也了解到他在此以前在甘肃苏雨生的旧军队中也曾做过兵运工作，彼此所在部队之间，因收编的矛盾，还打了一仗；后又与陕西省军委刘林圃同志（已英勇牺牲）等人参加领导了“两当兵变”。这次革命兵运虽然在几天内就失败了，但在当时当地却产生了很大影响。
    同年秋、冬之间，为了发展农民运动，扩大革命区域，习仲勋在渭北特委指派下，利用乡亲等社会关系，到耀县照金地区做群众工作，与当时曾在这一带行动的陕甘游击队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取得联系，后到达渭北苏区，被委任为渭北苏区游击队的政治指导员。在当地的一部分乡村，领导农民群众进行打土豪、分粮食的斗争，为由陕甘游击队改编的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创建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造成了有利条件。
    1933年春，习仲勋先后担任陕甘游击队政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参与领导当地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正在根据地需要发展、力量需要壮大时，红二十六军兼第二团政委杜衡思想上形“左”实右，不顾敌我斗争形势与刚创建的照金革命根据地来之不易和艰难处境，错误地决定红二团离开照金根据地，南下到敌人统治最中心的渭华及洛南地区，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当时习仲勋和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都是坚决反对的，但由于杜衡一意孤行，使部队南下后不到两个月，就失败于终南山了。
    同年7月，当我们耀县党组织配合杨虎城部骑兵团团张王泰吉率部举行耀县起义期间，组建的耀县游击队（以后命名为陕甘边耀县第三支队，我任该支队党代表）进入照金根据地时，我与习仲勋又相见了。由于这是党和革命的事业使我们走到一起，感到由衷的高兴。从此，我们一起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武装，建党建政，共同奋斗了四五个春秋。
    我们这次相见，正当耀县第三支队和王泰吉所率起义余部以及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在敌人“围剿”下，相继集结在照金根据地的时候，也正是在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失败、陕西省委处于被敌特破坏的情况下。当时许多同志对部队集中行动还是分散行动及部队的统一领导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分散行动则可能被敌人各个歼灭。于是，8月份在中共陕甘边特委的主持下，在陈家坡召开了有重要意义的党政军联席会议。会上，大多数同志主张采取集中行动，并主张建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这几支部队的行动。习仲勋是此次会议的执行主席，始终站在大多数同志一边，坚决主张集中统一领导，反对分散行动，为会议作出正确的决定，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33年10月，在习仲勋仍担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时，乘我主力部队取得旬邑张洪镇等战斗的胜利、北上甘肃合水继续进行外线作战、照金根据地兵力空虚之际，西安绥靖公署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纠集周围各县民团数千人，对我照金根据地进行猖狂“围剿”，连续向我薛家寨后方发动猛攻。当时，习仲勋协同特委和游击队指挥部的负责同志，一起奋起抗敌，坚持战斗数日，给敌人以重大打击，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撤出薛家寨，照金根据地暂时被敌人占领。他在撤退后患重病达一月余，经群众土法治疗后，又北去找到主力部队，根据同年11月包家寨会议关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以南梁地区为中心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决议精神，与已转入这一带的地方工作人员一同组织、领导群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1934年2月下旬，在我主力部队打击消灭许多敌人、不断取得胜利的新形势下，在南梁正式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习仲勋任主席，进一步组织群众，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肃清反动势力，建立革命政权。并在中共新陕甘边特委的领导下，相继成立了陕甘边南区党政领导机关，扩大与巩固革命根据地。在当年11月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之际，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荔园堡召开，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又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在这期间，我曾调到南梁陕甘边特委做党的组织工作。政府驻寨子湾。我们又在一起紧张地工作了一段时间。
    当陕甘边与陕北革命根据地实行统一领导后的1935年9月至11月间，陕甘边红二十六军、陕北红二十七军和新来的鄂豫陕红二十五军，在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即将胜利之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西北地区的执行者，发起所谓“陕北肃反”，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刘志丹等一大批陕甘边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习仲勋也是其中之一，处境非常危险。幸亏毛主席、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行动，使其得以和许多同志一同释放，从而挽救了这一革命危机。他在蒙冤受迫害当中，受了许多折磨，但并未因此挫伤革命的斗志，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更加奋发向上，努力工作。
    1936年1月，组织上派习仲勋到在原陕甘边南区基础上新成立的关中特区任苏维埃政府主席。这时，我正在该地区做政府方面的工作。他的这一调动，使我们又一起在反东北军“围剿”的斗争中，共同奋斗了几个月。后他又遵照中央的指示进行了西征。习仲勋当时被分配在甘肃陇东一个最贫困、常吃苦水的环县任县委书记。9、10月间，中央又调他带几位熟悉关中特区情况的干部，回到关中苏区任特委书记。这时，当地许多地方被敌人占领。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团结当地干部，依靠各县游击队武装及广大群众的力量，坚持对敌斗争，伺机打击敌人。随着西安“双十二”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日形势的发展打开了新局面。当时，我以新陕甘省委组织部主要负责人的职务陪同陕甘省委书记李维汉，去关中特区领导机关和我红军总政治部所在地淳耀县，与有关领导共商相机向南发展事宜。我们同关中特委住在桃渠河，听取了习仲勋几次关于当地基本情况及在新情况下遇到的新问题等工作汇报，并一起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当前一个时期的行动计划，得到李维汉的好评。此后，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彼此又在建设和保卫陕甘宁边区中连续工作了好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