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笙、王昆仑、萨空了、潘菽、叶圣陶发言，都同意许老的意见。萨空了说，1940年蔡元培先生病逝在香港，安葬在华人公墓，墓碑是张一麐先生写的。

　　叶圣陶先生说，蔡先生最早的文章见于新潮社编辑出版的蔡孑民先生言行录，都是从教育观点来写的，很了不起。蔡先生到北大二三年的功夫，就把一个乱糟糟的北京大学，整顿成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北大，很了不起。我当时在预科当讲师，和他接触不多。希望邀请几位同学，回忆一下，写出这方面的文章。当时北大，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唱对台戏，兼容并包，这篇文章可以叫做“蔡先生的……北大”。

　　王昆仑发言中的一段话十分精彩。他说，蔡元培先生的基本精神，不到北大是不了解的。当时北大的学生中，一部分拥护蔡先生，一部分反对他，我在北大的六年间看得很清楚。蔡先生“兼容并蓄”，教员中有老先生辜鸿铭，留着长辫子，戴瓜皮帽，穿长袍。记得有一天，我见到辜先生在前边走，后面有两位外国女教师叽里咕噜在讲英语，她们以为辜先生不懂呢。快到红楼门口台阶时，辜先生回过头来，冲着两位女教师用英语讲:你们还没有说完嘛！然后又讲了一大串希腊语，两位女教师不懂，弄得很窘。辜先生精通多种外语，他是老派。教师中还有像胡适那样的新派，当时红得很。蔡先生还聘请梁漱溟先生到北大任教。当时梁漱溟先生正准备去衡山当和尚，蔡先生写信给他，劝他晚去几天，先到北大讲佛学。他到了北大，一看讲佛学不行，没人听，就教“中西文化及其哲学”。我在文学院选修文字学，教文字学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钱玄同，一位是黄侃，我选了钱玄同的课。一天，我在课堂里听钱玄同的课，不料对面教室里黄侃讲课却骂起钱玄同来，钱玄同听了也满不在乎，照样讲他的课。这反映当时北大是百家争鸣的，是民主的。

　　会议主持人胡愈之最后提议，根据今天大家的意见和建议，请政协给党中央写个报告，反映大家的要求:一、明年3月5日举行纪念会请宋庆龄副委员长主持；二、组织编委会，负责编辑出版蔡先生的著作；三、请中央考虑，将蔡先生的遗骨运回内地安葬。
　　
　　二

　　党中央十分重视政协的意见。

　　1980年3月，在北京隆重举行蔡元培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宋庆龄副委员长主持了纪念大会，许德珩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许老感到，能够和宋庆龄共同纪念蔡元培先生，这是十分荣幸而有意义的。同时，在北京大学和香港，也举办了纪念蔡元培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的活动。

　　为了联合国内外蔡元培研究工作者开展研究活动并推动学术交流，1986年4月10日，经国家教委批准，由许德珩、陆定一、叶圣陶等人发起的中国蔡元培研究会在北京大学宣告成立。丁石孙是首任研究会会长，许智宏校长是现任研究会会长。研究会坚持不懈地工作，在广泛宣传、深入研究蔡元培及其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搜集整理大量文献资料为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研究机构的组织则有利于促进学者间的学术交流，推动和帮助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这里我想特别介绍一下1997年中国蔡元培研究会出版《蔡元培全集》的情况。这是因为《蔡元培全集》的编辑工作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王世儒先生是我在北大的同事，他十分热心地参与和组织了这项工作，全集出版后，并送给了我一套作为纪念。

　　蔡元培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革命家。我作为曾经在北大学习和工作过的一员，在思想上感情上对蔡先生都是十分崇敬并以他而引以自豪。他的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的开明的领导风格开创了一代新的学风，他的高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