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是蔡元培先生诞辰140周年和北京大学建校110周年。
年初,政协老干部张永年同志给了我一份1979年的会议记录,他当时是会议的记录人,至今有幸仍保存着这份记录,希望我能为蔡元培先生写点什么。
会议是1979年2月1日下午在政协礼堂第四会议室召开的。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各方面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政协抓住这个时机,正好开会研究纪念蔡元培先生逝世四十周年有关事宜。出席会议的都是当时知识界的顶级人物,他们是:许德珩、王昆仑、胡愈之、叶圣陶、潘菽、萨空了、陈翰笙、吴觉农、蔡无忌、李霄路、徐盈、史永等,沈雁冰、王芸生、俞平伯等请假。胡愈之主持会议。
蔡元培(1868―1940)是一位为国人十分尊敬而又熟悉的人物。他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绍兴,1940年3月5日病逝于香港。他在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所提出的“兼容并包”的治学思想,至今仍为学界所称赞,他为我国教育科学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至今也为人们所怀念。1932年底,他与宋庆龄、杨杏佛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参与营救胡也频、杨开慧、许德珩、廖承志、史良、陈赓、丁玲、牛兰夫妇等的事迹,一直为国人所敬佩。他逝世后,毛主席赞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总理称赞他:“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会议首先由蔡元培先生的公子蔡无忌报告去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搜集蔡元培先生资料的工作进展情况,他当时也是全国政协委员。
许德珩先生首先发言。他说,明年是蔡先生逝世四十周年,我们有条件来纪念他了。回想蔡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时候,林彪、“四人帮”当政,根本没有这个可能;二十周年的时候,同台湾当局关系那么紧张,也不可能。今天的形势不同了,粉碎了“四人帮”,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无论国际国内形势都非常好,我们就是要根据形势办事,现在是纪念蔡先生的很好时机。我还有个建议,请党中央考虑,将蔡先生的遗骨从香港运回内地,可能的话葬在南京紫金山。这样做,对于促进台湾回归祖国有作用。蔡先生在海内外有影响,这样做,一定会引起震动的。蔡先生的文章、事迹也要继续收集。蔡先生是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他以清末翰林出身参加革命,这是很不容易的。他同章太炎一起组织光复社,后来不容于清政府,和秋瑾、徐锡麟等避难国外。他起初逃亡日本,以后到过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袁世凯倒台后,他回国担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总长,当时他选了许多青年出国留学,如李四光、竺可桢等,还有不少人是他送出去的。袁世凯死后,蔡先生1917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我是1915年进北大的,在北大见到了蔡先生。蔡先生提倡勤工俭学,我因家里穷,蔡先生帮助我找了个翻译工作,每月挣十元钱,维持学费。
许老说,“五四”运动没有他是不行的,完全靠了他。他主张“兼容并包”,请李大钊同志到北大任教。1933年,蒋介石搞法西斯专政,蔡先生与宋庆龄、鲁迅、马相伯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保护和营救了许多革命者。1933年,范文澜同志介绍我加入“济难会”,因为反对蒋介石被捕入狱,就是蔡先生他们营救出来的。我出狱后,范文澜同志被捕,押往南京,经蔡先生、宋庆龄、鲁迅等的努力,很快被营救出来,担任北大文理学院院长。我到过蔡先生的家,看见他自己洗衣服。他在法国、比利时,我们曾生活在一起,他生活非常俭朴,待人非常和气,但是他看人看事非常清楚,爱憎分明,我们大学毕业时,每人都请蔡先生题字,罗家伦品行不好,蔡先生就题“行已有耻”四个字送给他。
许老说,纪念蔡先生逝世四十周年有三件事可做:一、明年3月5日举行纪念会,请宋庆龄副委员长主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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