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重要经典都能背诵,脱口而出,信手拈来。仅以“毛选四卷”为例,其中的引文、成语、典故,引自《左传》48条、《史记》42条、《孟子》26条、《论语》22条、《礼记》14条、《尚书》13条、《诗经》9条……这种功夫,使毛泽东终身受益,讲话作文常常是纵论古今,引经据典,妙语连珠。
1965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和作家诗人们纵论文学史,进而谈及状元问题:“历史上的状元,出色的没有几个。唐朝的李白、杜甫两大诗人都不是状元。出色的状元只有文天祥、秦桧。柳宗元、韩愈出身翰林,但是二流。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罗贯中、蒲松龄等,都不是状元……”\[18\]
自古以来,学历和创造力就不等同。我还因此得出三个不等式:第一,学历不等于学问。一般是成正比,但往往也并不如此,学历很高的人学问不见得很大;第二,学问不等于能力。满腹经纶的人实际操作能力不见得很强;第三,能力不等于天赋。最高的境界是天赋。毛泽东属于学历较低、学问很大、能力极强、天赋更高的天才,可以套用当年林彪的说法,毛泽东是中国几千年出一个、世界几百年出一个的人物。
再细分,毛泽东首先是个伟大的实践论者。少年时期当过农民,师范毕业参军当过半年兵,青年时期搞过学运,1919年领导湖南学生“驱张”,峥嵘初露。师范期间利用寒暑假去农村搞调查,获益匪浅。领导秋收起义时,他已经34岁,长征之初已届不惑,可以说是久经战事。而此时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王稼祥27岁,博古26岁,远在莫斯科遥控他们的王明28岁。他们徒有理论,满口马列,就是远离实际。而毛泽东的名言“实践出真知”,“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就是针对他们而言。正如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党校的一段讲话所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这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
大家注意,毛泽东写文章、讲话,就像写小说一样,有形象有细节。前面文雅生动,然后就开始变了。当时延安的整风对象就是以王明为代表的俄苏派,所谓的教条主义,而毛泽东这个讲话就是针对他们讲的:
“应该老实地对他们说,你的教条一点用处也没有,或者大喝一声,你的教条还没有狗屎有用。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可教条呢,它们不能肥田也不能喂狗,又何用之有!”\[19\]
这就是典型的毛泽东的文风,大雅大俗,前面雅的有成语,有小说语言,后面俗的又如村夫。这种尖酸刻薄的讽刺和挖苦,沉重打击了王明的自尊心。因为王明当年可了不得啊!1937年底,他带着陈云和康生从莫斯科飞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去接他,说:“我们今天欢迎从天上来的人,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此话一语双关,有实情,有讽喻,典型的毛泽东风格。坐着飞机来当然是天上来的,但更重要的是说,王明来自莫斯科,来自共产国际,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不懂中国国情。其实王明确为季米特洛夫所推许,准备来延安接班的。共产国际非常看好王明,王明马列原典读得好,俄语讲得好,年轻有为,才华横溢。当年在延安听王明作报告是一种享受,是一道风景,他讲4个小时讲8个小时不要一个纸片,滔滔不绝,洋洋洒洒,最后回头总结时“一二三四五”,条理清晰,逻辑严谨,闻者无不折服。对这种雅人,毛泽东就和他来粗的。
当然,毛泽东、王明之争的要害不在于雅俗之争,而在于王明的理论脱离实际,无条件地搬用马恩列斯,套用苏联经验,鼓吹城市暴动,远离中国国情,与中国革命、与中国农民相去何远,隔膜何深,他怎么能是毛泽东的对手呢?解放后,毛泽东在《调查工作》一文中谈起他的军事思想来,还说:“没有那些胜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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